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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而“恥感文化”便不同，因為它需要有外人在場，需要外力的啟動，這就給人留下了“脫恥”的暗道。其方法就是隻要使自己的惡行不讓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別人的議論，便感覺不到那種恥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惡事，有了惡行，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能讓人知道”，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去隱瞞、隱藏、掩蓋他所做下的醜行、惡行。“脫恥”的一個方法便是不認事實，對做過的事情百般抵賴，賴掉以後便不以為恥。與德國人相比，在對待二戰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沒有痛痛快快地承認他們在中國犯下的罪，更不為此而感到恥辱，也看不到他們誠心改過的態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賴、篡改歷史，隱瞞歷史真相，對別人舉出的鐵證視而不見。在“恥感文化”社會中歷練得精熟之後，便會生出各種各樣的招術，主動地來打通和擴大“恥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脫恥”的通道。因為，即使是慣常在“月黑風高夜”殺人越貨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機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或者即使走漏了風聲，也會運用強力“封了口”，那麼，在社會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裝扮成“道德完人”。
在趙尚志頭顱失蹤多年以後，東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來，對著媒體說我有罪，並對過去的行為懺悔，這在日本是多麼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還想到一個普通士兵身後立碑的故事，以此來證明東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離東京大約兩百公里的埼玉縣的一塊私人墓地裡，靜靜地豎立著一塊墓碑，碑體呈長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譯如下：
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在中國作為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臨汾、運城，舊滿洲東寧等憲兵隊勤務，參加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所做的行為，表示深深歉意。
這塊碑的碑主叫大澤雄吉。在中國作戰期間，他到底做了哪些讓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沒有告訴任何人。戰後，大澤退伍回到故鄉以經商為生。他女兒綾子回憶說，大澤常常吐露對天皇、對戰爭的厭惡，而且夜裡常常被噩夢驚醒。綾子多次追問他在中國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辭。綾子知道的惟一細節是，大澤所在的部隊曾經抓來一箇中國少年做雜活，一天，這個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說是自己幹活時不小心誤傷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澤的上司看出破綻，命大澤殺掉這個少年。大澤瞭解到少年和母親相依為命，母親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親必死無疑；如果逃走，被抓回來肯定會被槍斃。萬般無奈，少年才想出這個方法。大澤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給他說情。但是，這個少年最終的命運如何，大澤還是沒有告訴女兒。大澤臨終時，拿出一紙寫好的碑文交給病床前的綾子，要女兒一定為他豎立這個墓碑，向中國人民謝罪。綾子為了解父親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四處尋訪他的戰友，但是，找到的人要麼說些當時的生活小事，要麼就說當時他們沒有直接參加戰鬥，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就這樣，大澤的戰爭經歷始終是一個謎，而且謎底隨著他的死去而永遠被塵封在地下。但是，從大澤留下的這個碑，我們得到的資訊是清晰的，這是一個作為加害者的戰爭記憶的象徵。 txt小說上傳分享
帶血的頭顱（11）
雖然有了遺囑，謝罪碑的建造並非一帆風順，大澤死後，綾子的哥哥繼承了家業，他堅決反對建造謝罪碑。為此，綾子向同樣收到父親遺囑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樣當過憲兵的伯父也說，豎了這樣的碑，會被鄉鄰誤以為死者幹了多少天大的壞事，這種辱沒門風的事情不能幹。結果一直到大澤死後十二年，綾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兒子，也就是綾子的外甥繼承了家業，大澤的遺願才得以實現。
大澤立起的是石碑，東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