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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狀況今天聽起來無異於天方夜譚，然而在清代，卻是國家定製。這種奇怪的設計，最主要原因是皇帝們的小氣和偷懶。除了每年給督撫們發發工資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慮總督一級的行政經費支出了。從表面上看，這會給國家節省大量財政經費，也會迫使官員體系大為精簡，十分符合精兵簡政的要求。然而這種表面上的精簡卻使督撫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壓力。
上引曾國藩信中有&ldo;惟署中所用弁僕嫗婢等太多&rdo;一句，所謂&ldo;弁僕&rdo;中就包括許多承擔日常後勤及行政工作的僕役。
這項開支已經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財政制度中居然還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規定，那就是總督還要自己負責一部分地方事務支出。
清代各地的財政收入，大部分要交送給中央，小部分存留在地方衙門，作為地方開支。由於專制制度的自私性和短視性，使皇帝們只重視中央財政，留給地方的數目很少。因此一個人當上了總督後，就會發現，有許多地方上開支，都沒處去報銷，只能由他自己掏腰包解決。
比如，按國家規定，總督作為一省或數省綠營兵的最高統帥，要定期對綠營兵進行檢閱，以保持軍隊戰鬥力。既然檢閱，就要對表現優秀計程車兵進行獎勵。而這份獎金，國家不出，要總督自己出。
在督撫們的諸多不合理負擔中，有一項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與督撫們的通訊費。作為督撫大員，每年需要頻繁地給皇帝送奏摺匯報工作。奏摺事關國家機密，需要多名幹員專程護送，這筆路費每年平均不下千兩，路途遙遠的省份花費更多。如李紱在廣西巡撫任時，開列該衙門日用花費的帳單中有&ldo;齎折二人路費，每次用銀一百兩，臣任內（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銀一千八百兩；齎表箋本章馳驛弁役，每次二人給路費四十兩，臣任內共十三次，共用銀五百二十兩&rdo;的記錄。這項支出皇帝一樣不管，讓督撫們自掏錢包。
除了這兩項之外，還有許多地方事務，比如興修水利、賑恤災傷、資給孤貧及病故人員等，雖有國家的專項撥款經費，但總是遠遠不夠，要督撫們自行籌措。籌措的辦法通常是號召大家捐款，而督、撫在捐款中自然需要帶頭，有時甚至乾脆就由督撫全出。這也是督、撫們常遇到的額外支出。比如：
（江西湖口縣城）道光以後，城久不完。又遭粵逆蹂躪，磚石無存。鹹豐七年克復後，曾文正公國藩論奏湖口地方要緊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錢四千串，餘皆民捐，照舊重建山城。
也就是說，湖口縣城破壞已久，曾國藩認為此地重要，必須修城牆。於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帶頭捐款，帶動民間捐助，重建此城。
此雖鹹豐七年之事，曾、彭亦非當地守土之員，但由此事也可見官員在地方建設中經常扮演的角色。
那麼，一位總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間，劉世明在福建巡撫任職時具摺奏道：&ldo;巡撫衙門一切需用……酌量於不豐不嗇之間，每年不過一萬四千五百金。&rdo;而直隸總督匯報，他一年需要二萬四千九百兩，才能勉強過活。大致說來，雍正時期總督、巡撫要維持正常開支，每年所費在八千至兩萬多兩不等。到了晚清，物價較雍正時期上漲約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務繁雜程度也成倍增長，督撫們的辦公機構人員較雍正時更膨脹至少三倍以上，使得總督的支出銀兩每年動輒以十萬計。
三
如前所述，在雍正皇帝發放養廉銀之前，一位總督的合法收入僅為一百五十五兩的年薪。即使加上五百八十八兩的補貼，總數也不過七百四十三兩。
在雍正實行養廉銀改革之前，解決收入與支出之間這近萬兩至數萬兩的巨大差額，唯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