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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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元康元年，從荊州、揚州劃出十個郡，另立江州）。張昌散佈謠言，說：“江淮已南都試圖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殺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謠言快速傳開，整個南中國人心惶惶，許多人也跟著揭竿而起響應張昌，旬月之間，張昌新收附計程車卒就過三萬人。可能是受荊楚地區的某種巫風影響，張昌軍隊計程車兵都穿著火紅的帽子，剪下馬尾巴粘在臉上做髯須。
流民叛亂如火如荼進行，而新野王始終龜縮在樊城，除了向洛陽報急毫無作為。此時長沙王正在替李含與皇甫重排解糾紛，蜀中未平關中正亂，如今荊州也出了狀況，長沙王焦頭爛額，他對新野王的回應是：下詔命令監軍華宏出擊戡亂。實則就是寄希望荊州軍自行解決問題。
可惜華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敗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張昌擊潰，狼狽逃回樊城。新野王嚇破了膽，連忙再次上書洛陽求救，他說：“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手下兵卒數以萬計，個個絳頭毛面猶如鬼魅，其鋒銳不可當。請陛下快速調集諸軍，支援荊州。”
長沙王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只恨洛陽兵力早已捉襟見肘，長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見力打力的辦法。他讓惠帝發出四道詔令：一道是命令河間王派出雍州州兵一萬、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劉沈率領，出藍田關南下戡亂。沒想到河間王不奉詔，留兵不發。劉沈看不慣河間王擁兵自重的行徑，自己領著一萬州兵打算出關，結果剛到藍田就被河間王趕上，奪了兵權。長沙王聞訊又恨又無奈，只好妥協讓劉沈回雍州，這道詔令作廢。
第二道詔令是任命屯騎校尉劉喬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發豫州兵西進。劉喬是名副其實的漢宗室後裔，他年輕時參加過渡江平吳之戰，是兩朝老臣，頗有聲望。這道詔書實際是向范陽王借兵助剿，一來當時張昌已對豫州構成極大威脅，二來范陽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間王在關中那樣牢固，所以范陽王不敢像河間王那般跋扈，劉喬得以順利接任刺史，並且順利出兵，為平定荊州立下大功。這道詔令對於豫州局勢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日後劉喬與范陽王反目，根源就在於此。
第三道詔令是命令前將軍趙驤帶領八千禁軍南下。
當時宗岱已經在蜀中病逝，荊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詔令的內容是將寧朔將軍劉弘從北方調往荊州，擔任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隨趙驤一共南下。這道詔令授權劉弘排程趙驤前軍、荊州州兵與南蠻校尉的府兵，長沙王此時已經覺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劉弘全權負責荊州軍事。
就在劉弘、趙驤向荊州進發的同時，張昌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向新野王展開反攻。張昌自領主力進攻襄陽郡，同時他派出兩支偏師：一支由偽都督黃林率領，人數為兩萬，向東北方向進攻豫州；另一支由偽別率（注：別率，魏晉軍銜的一種）石冰率領，順長江東下，進攻江、揚兩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結果張昌比援軍先到，當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晉書·新野王傳》中說“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眾日盛”。意思是說長沙王應當為張昌的坐大負責，他猜忌新野王與成都王有結盟的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鎮壓張昌。
此說實在匪夷所思，長沙王與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當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則在五月；五月李含還沒有死，河間王與長沙王還沒有撕破臉，長沙王根本不可能預料到戰火會重燃，又怎麼可能提前三個月就預防新野王與成都王聯兵？而且，說長沙王不讓新野王出兵這也不符合事實，監軍華宏動用的不就是荊州兵？
按晉朝法令，諸鎮都督調動兵馬確實必須得到中央的允許，但新野王不同於普通都督，他“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有權便宜從事。退一步說，即使有矯詔的嫌疑，事有輕重緩急，將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