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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2）
距梁羽生先生創作第一部武俠小說已整整51年了，今年也是金庸涉足武俠文學界五十週年的紀念之年。半個世紀以來，新武俠文學已成中國當代文學百花園中的絢麗之花，有必要對之作一個回顧與評價。
武俠文學之源流
我們不妨來看看新舊武俠文學的出現、進化及其同異的發展歷程。臺灣武俠研究家葉洪生曾就“武俠”之稱作了一個考證，他認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俠’與‘遊俠’之稱屢見不鮮，但並無‘武俠’一詞。最早將‘武’、‘俠’二字相提並論，復加以必然之關聯者，厥為戰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所謂五蠹，乃特指學者、言論者、帶劍者、串御者、工商者“五類分子”而言。其中“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前法家為‘俠’所羅織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後快！”①（葉洪生著《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學林出版社，上海，頁4。）他不同意錢穆在《釋俠》一文中所斷：“俠乃養私劍者，而以私劍見養者非俠”的論見，而贊同漢學家劉若愚在《中國之俠》書中所說：“遊俠並非屬於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種階級成分，不過是擁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將“重仁義，鋤強扶弱，不求報施”列為遊俠八特徵之首。梁羽生先生也認為，“武俠”不在於武，而在於俠義。唐代人即認為：“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李德裕《豪俠論》） 換句話說，武俠文學作者最看重的正面人物還是有正義感之俠，而非武藝高強，但道德品行不好，為虎作倀的江湖人物，譬如金庸《書劍恩仇錄》中的張召重。
自司馬遷《史記》中《遊俠列傳》入史籍記載以來，俠士在社會中就成為一個特殊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它與後世的日本武士成為一個階層又有不同，與英國等歐美國家的綠林好漢羅賓遜或西部片中剪徑的、搶火車的強盜也是大有區別的。武俠者，應指那些身懷絕技，代表人間正義的義俠之士。但“武俠”這一名詞並不見於中國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現在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近代文學中。明治時代的小說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俠之名的三部小說風行日本文壇。當時的中日之間，文化訊息傳播較快，因為許多中國學人注重日本的維新成功，“武俠”之詞遂傳入中國。而有些中國人則也以文言文武俠小說為始作俑者，據樽本照雄等編撰的《中國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所收書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俠小說面目出現，林琴南儼然是一大家，錢基博亦為其一，他們均以文言文寫作武俠小說，錢氏更與惲鐵樵於1916年合編《武俠叢談》。在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未登場前，文壇為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等霸踞，武俠小說也入於其中。
現代舊派武俠小說的異軍突起
現代白話武俠小說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當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等作家為代表。向愷然《江湖奇俠傳》更與剛傳入中國不久的電影藝術相結合，在數十年時間內拍成十八集的《火燒紅蓮寺》而風靡全中國。這其實是當今流行的武俠長篇電視連續劇的濫觴。武俠小說也因此鷹揚於中國現代社會，造就出一代代的作家和讀者，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學風景線。
二十年代是武俠文學由文言走向白話的嬗變的時期，它與五四新文###動中的新文學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