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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為真理則一也。有人誇大考證的作用,說什麼發現一個字的古音,等於發現了一顆新星,這有點過分誇張。這樣的發現與哥白尼的日中心說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樣,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歷史,這一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

1988年

清儒分學問為三門:義理、辭章、考據。最理想的是三者集於一人之身,但這很難。桐城派雖然如此主張,但是,他們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辭章一門,其他兩門是談不上的。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由於天性的緣故,我最不喜歡義理,用現在的說法或者可以稱為哲學。哲學家講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鈍,看不出其中有什麼象。哲學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天底下沒有哪兩個哲學家的學說是完全一樣的。我喜歡實打實,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這是我的稟賦所決定的,難以改變。所以,我在三門學問中最喜愛考證,亦稱考據。考據,嚴格說來,只能算是一個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無證不信,“拿證據來”,不容你胡思亂想,毫無根據。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大盛於清朝乾嘉時代,當時大師輩出,使我們讀懂了以前無法讀的古書,這是它最大的貢獻。

在德國,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其精神與中國考據並無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證據,追求真實——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後在確鑿可靠的證據的基礎上,抽繹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德國學術以其“徹底性”(Gründlichkeit)蜚聲世界。這與他們的民族性不無聯絡。

至於我自己,由於我所走過的學術道路和師承關係,又由於我在上面講到的個人稟性的緣故,我在學術探討中,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兩方面的影響。在中國,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和湯用彤先生都是考據名手。在德國,我的老師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後者的老師Prof�H�Lüders,也都是考證巨匠。因此,如果把話說得誇大一點的話,我承受了中德兩方面的衣缽。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說,這衣缽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這幾位大師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們後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發少年狂”,我竟對義理產生了興趣,發表了許多有關義理的怪論。箇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釋清楚。

為考證辯誣為考證辯誣

考證,也叫做考據。在清代,義理、詞章、考據被認為是三個獨立又互相聯絡的學科。有的學者專門從事一門學科的研究,有的學者也能從事兩門學科的探討,或者三門學科都相容幷包。據我所知道的,當時好像沒有什麼人對這種三分法說三道四,或者對其中一門加以挑剔。大家好像都認為,事情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到了20世紀20年代,情況卻有了變化。胡適大力提倡考據工作,引起了紛紛的議論與責難。一直到解放後,每次對胡適進行所謂批判,都有人主張,胡適之所以提倡考據是為了引導青年鑽入故紙堆中,脫離當前的鬥爭,從而防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天下翕然從之,從來沒有什麼人提出異議。我對於這種說法一直持懷疑態度。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就提倡考據,天下能有這種笨伯嗎?有什麼理由說,搞考據的人就一定反對共產主義呢?有什麼理由說,搞考據的人就一定沒有時間和興致來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呢?事實也並不是這樣。有一些老革命家曾長年從事考據工作。可見考據工作與共產主義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還有一個與此類似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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