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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古代筮佔數列符號，自張政烺先生真正釋讀出後，發現已不少，早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戰國時期，屬之商代者，在殷墟王邑及山東平陰朱家橋遺址均有出土，年代為晚商時期2。晚商的筮佔數列符號主要見諸陶器、陶範、磨石、甲骨之上，學者多有董理闡發3。商代筮佔中出現的數字，今已知有一、五、六、七、八、九，筮數形式有六個爻的重卦，三個爻的單卦及四個爻者。其易卦的爻變均是在上卦相同的條件下，下卦各爻皆可變，變卦既可將奇數變偶數（陽變陰），偶數變奇數（陰變陽），也可奇數變奇數（陽變陽），偶數變偶數（陰變陰），均比《周易》顯得原始而靈活1。殷墟甲骨上所見筮數見下表：
如上示，三爻的單卦只見於一期武丁時，以後又推演出四爻及六爻的重卦，晚期形式主要為六爻，顯示了筮佔由簡而繁複的發展過程。另外，這些筮佔似已萌發類於《周易》的奇陽（一）偶陰（一）的陰陽數術觀念，特別是三爻和六爻的卦畫形，頗可與《周易》相應卦畫、卦名參照，表明《周易》的形成過程中似吸收了商人筮佔法而有其新釋及淘汰。再者，卜龜上的&ldo;九六&rdo;爻數，或可對文獻說的&ldo;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rdo;作出修正，證明商人筮佔與《周易》實一脈相承。卜龜上的一組五列平行短線符號似屬當時存在的另一種數佔法，有學者疑與《太玄》有淵源關係，不失為較具啟發意義之說。
應指出者，這些記有筮數的骨料均是卜用的甲骨，有的還兼記卜辭，反映了卜與筮的結合。李學勤先生曾分析西周甲骨上有在卜兆邊記筮數，認為這些筮數都是卜前所行關於同一事項揲筮的結果，與卜兆有參照的聯絡，卻不是由兆象得出來的1。這同樣適合於上表材料。《禮記&iddot;曲禮上》雲：&ldo;卜筮不相襲&rdo;，鄭玄註：&ldo;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rdo;似古代卜筮並用時是有若干忌諱的。《周禮&iddot;春官&iddot;筮人》：&ldo;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rdo;，鄭玄註：&ldo;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兇，則止不卜。&rdo;可能在卜筮並用時，若先筮後卜，筮佔必須逢吉，才能繼之以卜，若筮佔不吉，再卜就是褻瀆龜策。但若先卜後筮，似無此忌，如《左傳&iddot;僖公四年》記晉獻公欲娶驪姬，&ldo;卜之，不吉；筮之，吉&rdo;，卜人說：&ldo;筮短龜長，不如從長。&rdo;可見卜不吉仍可繼以筮，但一般要服從於甲骨占卜的結果。這種忌諱應出自重龜輕筮觀念。《儀禮&iddot;士喪禮》賈疏即說：&ldo;龜重，威儀多；筮輕，威儀少。&rdo;上表有的卜骨上有&ldo;吉&rdo;的卜筮兆象，知晚商已產生了&ldo;卜吉則筮&rdo;或&ldo;筮吉則卜&rdo;的占卜禮制。
商代晚期的筮佔每以成組出現，表中有兩例甲骨上均為三個重卦成一組，與《曲禮上》說的&ldo;卜筮不過三&rdo;契合。特別是其中一例，出土時同坑共出三塊牛胛骨，另一例卜龜上的三個重卦，據肖楠說，字型和契刻風格不同，可能出自三人之手。表明隨著晚商卜筮並用的出現，甲骨三卜之制也相應在向卜筮三人佔形式過渡。
晚商漸趨僵化的甲骨占卜制度，當其吸收進流行於中下層社會的筮佔法，無疑增添了一定的活力。《洪範》述殷禮有&ldo;立時人作卜筮，三人佔則從二人之言&rdo;，可見這種卜筮制度的出現，在當時有可能造就政治制度的鬆動，促進早期民主意識，唯惜周滅商而使這一發展遽然中斷。但從晚商思想成熟程度言，早先的甲骨占卜是擺在客觀事物主體和人的主觀認識客體之間，人的直接觀察物件不是客觀事物本身，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