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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一人在香港，工作生活都壓力重重，婚姻眼看無望，精神苦悶無處宣洩，一個人能承受的極限在哪裡呢？那時她妹妹少棠聽說也面臨離婚困境，有一個哥哥在廈門，一個妹妹在澳門，似乎都沒有密切聯絡。我說你去廈門住一段時間，看看那裡的醫生，她不置可否地走了。
事後我問過一位做社工的朋友，我不知道像少芳這樣的情況，能不能請政府部門想想辦法，也算救一個人。社工朋友說：在香港，除非一個人的精神病有傷害他人的危險，才可以強制她進醫院治療，否則別人無能為力。我心想少芳沒有本事傷害他人，她最多是傷害自己而已，因此也沒有任何人能讓她進醫院。
少芳再找我時，竟已經結婚了，她的婚訊沒有公開，只說和一位離婚男人在上海登記結婚，有時候她到上海去見他，有時讓他到深圳來會面。她說：「他來回的機票和酒店食宿都是我給的。」後來又特別宣告：「雖然是夫妻關係，但我們在一起也沒發生什麼事的。」彷彿夫妻在酒店裡同床共枕倒是一件羞恥的事了。
她還是多疑，對整個社會都不信任，就連她丈夫，她說：「他一到深圳就問酒店房間裡有沒有竊聽，你說他會不會是安全部的人？」
我對於她的疑問，再也沒什麼可說的了，唯一能做的，只是勸她看醫生，而每次這樣說完，我都告訴自己是多餘的。
然後有一天，突然收到同鄉會一張訃告，說君少芳女士因患白血病突然去世。我拿著訃告上樓，只覺指尖冰涼，腳步都有點虛浮。我至今不太相信少芳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其實在她多年如此不堪的日子裡面，早就隱伏了她的結局，她在這個悲慘人生，是隻有一條路好走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
我沒有參加她的喪禮，多年來我已經很抗拒去參加朋友、尤其是曾有深交的朋友的喪禮。至今在我的印象裡，少芳還是那副瘦瘦的容顏，淺淺的笑，她的目光幽深無底，她的無語凝視都是對世道人心的詰問。
雙 翼
李秉仁辦《書譜》
灣仔天樂裡口有一家天樂餐廳，現在仍是食肆，卻已屢換招牌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一個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裡喝下午茶，隨意地談到了書法，沒有想到，幾個月後，因此就有一本書法雜誌《書譜》出版了。
那時我在一家報館擔任副刊編務，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那幾年認識了許多華僑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他偶然給我幾首舊體詩，有時代轉來梁披雲老先生（澳門歸僑總會會長）的近作。舊體詩在香港讀者相對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點，他也不見怪，還是照樣把得意的近作拿給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夠在報上刊登出來。
記不起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但第一次見面就牢牢記住了他的姓名與容貌。因為姓名與我的一位好朋友只差一個字，容貌則有點像一位同事。
他個子不高，神情內蘊，常常像帶有點憂鬱，但他的詩，卻常表達一種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談起印尼峇裡島，就禁不住讚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給我的印象是：說話不多，是個很隨和的人。
那天我們不知怎麼談到了書法，好像是他問我在香港什麼地方可以買到碑帖。那時國內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說，現在要買碑帖，只能買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都很無奈。
我們又聊到辦雜誌。
那時的文化人，常有好好辦一份雜誌的心願，但限於沒有資力，往往是說說而已。話頭好像是他開的，說希望辦一份綜合性的雜誌。我隨口答，綜合性雜誌好歹要有個規模，非有較多的人力財力不可。接著剛才談書法的餘緒，我說：倒是辦一份書法雜誌，雖然冷門，卻可能容易立足，而且開頭時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