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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進行的改革，史稱“王安石變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年紀輕輕的神宗皇帝立志變法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歲的江寧（今南京）知府王安石火速入京，企圖一下子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上位後，首先成立了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原來的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曾布、呂惠卿等人參與草擬新法。
鑑於我們本書企圖反映的主體——蘇軾在任地方官後如何在新法的氛圍中履行政務——由此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意義，在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問題上，功過成敗，還是留給後人去評說為佳。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更不是熟知政治經濟學的專業人士，以及對於後世帶來的結果是好是壞，千餘年後仍沒有最終定論的今天，我們也只有避重就輕，不再班門弄斧為好。
但為了說清楚這次變法的具體內容，闡述好它對當時社會以及蘇軾本人的影響，經過粗略歸納，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分為理財、農業、軍事、教育等措施（以下內容可能會十分枯燥），其具體內容大約有十一項之多：
一、理財措施：
旨在透過限制貴族奸商們的盤剝複利，把這些奸商們的盈利特權收歸國有，勞動人民的稅賦不必增加就能使國庫充盈，也就是當時鼓吹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王安石變法在為國家理財方面主要有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 均輸法
均輸法不是宋神宗時王安石所首創，乃系仿桑弘羊、劉晏之法而加以變通。
它最早出現在漢武帝時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裡頻頻出現，每次都與王安石掛鉤，被反對派罵得狗血淋頭。均輸法是漢武帝與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軍費激增，國庫見底時搞的國家緊急狀態法令，漢時前後一共搞了兩次，國內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確幫助漢武帝度過了難關。
王安石集團的原意是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
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理解“均輸法”，最要緊是八個大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熙寧二年（1069）七月，開始在淮、浙、江、湖六路頒行均輸法，但此法“然均輸後迄不能成”——沒能按計劃施行下去。
此法不是固定不變地向各地征斂實物賦稅，而主要是在災荒欠收物價高漲的地區折徵錢幣，用錢幣到豐收的地區賤價購買上供物資，此即“徙貴就賤”。如果有多個地區同時豐收物賤，就到距離較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此即“用近易遠”。
於是，均輸法就可以達到“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使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這樣的效果。
通觀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議論的內容，雖然涵蓋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點則是京師所仰仗的東南六路的糧食。
變法者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均輸法的施行，一是將東南六路的富裕物資與物資匱乏的地區相調劑；二是打擊了富豪之人的橫徵暴斂，從他們手中“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三是可達到“便運輸，省勞費”的目的；四是可以“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