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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反對魯迅，“是感情用事的‘反魯’，謾罵式的‘反魯’，不是有理性的‘反魯’，沒有說‘平實話’，以至完全落了空，甚至還有反效果”。這就是說，劉心皇和蘇雪林同屬“反魯”營壘，所不同的是劉心皇認為“反魯”不應用世俗的方式，應講求學理，這樣才能像過去的新月派的“反魯”那樣有力量，才能像“民族文藝運動”的“反魯”那樣有效果，才能似“文藝自由論辯”時那樣取得社會力量的同情。其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除“反魯”方法不高明外，“反魯”的時間也落後——在魯迅死了後才反，在他生前不敢反，遠不如下列仍健在臺灣的“反魯”英雄：如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實秋，《文藝月刊》主編王平陵，《現代》主持人之一蘇汶（杜衡），“文藝自由論辯”的主將胡秋原。再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在“說謊”，她並非“一貫反魯”。證據之一是蘇雪林遠在1929年元旦在《真美善》月刊上發表過《煩悶的時候》（署名綠漪），自招“很愛引用”魯迅的文章，而且“這幾年來寫信給朋友”時，“也總是引用魯迅的話”。今查蘇雪林的文章，她引用魯迅的話並不涉及政治，所引的是“煩悶恰似大毒蛇纏住我的靈魂”一類的比喻，且用來說明蘇雪林自己煩悶的心情。劉心皇挖空心思用此材料證明蘇雪林政治上的“擁魯”由來已久，顯然論點與論據不符。因此他給對方扣上“欺世大師”的帽子，也夠嚇人的了。劉心皇丟擲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蘇雪林在魯迅“左傾後四年零八個月”即1934年發表了長達一萬五千三百字的“擁魯”文章：《〈阿Q正傳〉及魯迅的寫作藝術》13。此文稱僅《吶喊》、《彷徨》這兩本書，“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上佔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稱讚《阿Q正傳》“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博得不少國際的光榮”。又揄揚魯迅小說“用筆的深刻冷雋”、“句法的簡潔峭拔”、“體裁的新穎獨到”。其實，這裡講的都是藝術性，而非政治態度問題。可在形而上學猖獗的劉心皇看來，“反魯”就得一反到底：從政治到藝術，從人品到文品，從立場到技巧。其實，不用非此即彼的邏輯判斷看，“反魯”的人不一定會從頭反到腳，並可能喜歡《阿Q正傳》，也可能引用魯迅的某些警句，稱讚魯迅的語言為“標準的白話”。可在*的日子裡，“擁魯”就意味著“擁共”，因而許多作家哪怕喜歡阿Q這個人物形象，也得趕緊劃清界限，宣告自己根本不喜歡甚至沒讀過魯迅作品。難怪蘇雪林對這件往事諱莫如深，待被“檢舉”後不得不在《為〈國聞週報〉舊賬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釋說，她是從藝術角度讚揚魯迅的，“我所反對的是魯迅的為人及其雜文所引起的惡劣影響。對《阿Q正傳》，我直到於今還說他寫得很不錯”。14這是一種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 想看書來
蘇雪林（3）
蘇雪林以死呼救
“文壇往事辨偽案”的第二個“偽”是指蘇雪林借悼胡適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說大陸50年代前期動員了所有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寫了三百萬言的批胡文章，皆“導源於那一回我的反魯事件。我這隻火老鴉，帶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場回祿之災，至今餘焰猶燃，並且愈燒愈熾。我真對不住胡先生呀”。這顯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實，大陸清算胡適思想，首先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離國民黨。其次是他在學術思想上從實驗主義出發，提倡以考證取代研究；又倡導整理國故，以此為武器去“抵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壓根兒與蘇雪林的“反魯”事件沾不上邊。要說是因誰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引起。這就難怪劉心皇在《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中指蘇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揚己’的，而‘悼胡’僅屬於陪襯地位，這真是‘攀胡’的傑作”。15
寒爵、劉心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