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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ldo;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rdo;的現象，為制止土地兼併，劉詢即位後，先後三次詔令把&ldo;貲百萬者&rdo;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為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地主的控制，重新變為國家的編戶。劉詢繼續奉行了昭帝時期的輕徭薄賦方針。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當年租稅。後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1算減30錢。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儘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400萬斛，每年就需用6萬人的勞力。他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後，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在劉詢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為首要政務。劉詢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ldo;勸農使&rdo;，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劉詢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

五鳳四年的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運時，輸谷四百萬斛到京師需要動用關東漕卒六萬人，耗費相當驚人。因此耿壽昌建議就近購買三輔及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之谷，認為足以滿足京師所需，且可將漕卒的員額減省一半；同時又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

儘管早在神爵元年時，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才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劃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ldo;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rdo;為由，又認定耿壽昌之舉實乃&ldo;費錢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rdo;，因而極力反對，宣帝仍然一一照準。

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為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宣帝繼昭帝召開鹽鐵會議之後，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閣召開了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講論&ldo;五經&rdo;同異問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經書就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具有法典的性質。但是，學術界，思想界對儒家經書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開這次大討論。蕭望之等大臣參加評論，漢宣帝親臨會場，隨時對爭論問題作出裁決。經過這次討論之後，原屬民間的學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和穀梁《春秋》也進入官學。這種現象只有在寬鬆的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而且為加強思想的進一步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史記》的最終頒行也是在漢宣帝劉詢在位的時代。太史公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