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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上皇是如何聯絡的。章綸和鍾同這兩人也是鐵骨錚錚的硬漢子，&ldo;瀕死，無一語&rdo;。
剛好這時候大風揚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見五指。刑部審訊官和監審盧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報應，這才停止用刑，將章綸、鍾同關回獄中。
新科進士楊集非常佩服章綸和鍾同的氣節，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憤怒之下，連夜寫了一封信，投遞給了當朝重臣于謙。
楊集在信中說得非常不客氣，大意是：&ldo;jian人黃獻議易儲，不過是為了逃死，諸公竟然倉促之間促成其事。別的人也罷了，你於公是國家柱石，難道不該想想如何善後嗎？今章綸和鍾同又下獄了，如果他們死在杖下，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祿，無奈清議不會寬容。&rdo;
于謙讀過信後，心中很有感觸。但他亦有太多無奈‐‐
瓦剌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他敢於挺身而出，高呼&ldo;社稷為重，君為輕&rdo;，只因國難當頭時，君依賴於臣，軍國大事無不言聽計從，因而他有力挽狂瀾的力量。然局勢一旦平靜下來，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權的卑微附庸。
於氏過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將大臣與皇帝的關係比作侍妾與丈夫，丈夫可以任意買賣侍妾，甚至隨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對待大臣，升降一憑己意，不高興了，還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門打大臣屁股。
于謙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沒有鍾同和章綸的勇氣，他只是知道自己沖不出體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聽的進言，即便他是兵部尚書，一樣是人微言輕。
內心深處極度迷惘，一腔焦灼憤懣，實無可宣洩，于謙便將楊集的信箋拿給了新近入閣的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強，字千之。束鹿人，與靖遠伯王驥同鄉。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遷陝西按察使。正統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後召為大理寺卿。又遷右都御史，巡視延綏、寧夏邊務等。進左都御史，為政整肅。明景帝朱祁鈺即位後，召掌事。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中實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入文淵閣，由此開二品大臣入閣的先例。不久前再進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ldo;書生不知忌諱，不過這楊集還挺有膽量，可以給他個官噹噹。&rdo;於是授楊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誤。
楊集與于謙義子於康及女婿朱驥相熟，其寫信本意並非要責罵于謙，而是想激勵于謙出力營救章綸和鍾同二人。而於謙之所以拿給內閣學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議一個辦法，但王文輕描淡寫，有意忽略了于謙的用意。
但無論如何，于謙身為朝廷重臣，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作為，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京師保衛戰中精明果斷的他，而今卻表現得如此猶豫不決，這只能說明他已經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
在殘酷的皇室內部權力之爭中，沒有公平正義可言，完全是皇帝個人私利的算計。于謙的疏離與冷漠，間接表明他對朝廷政治失去了熱情和興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後反而將成為這場鬧劇的犧牲品。
剛好此時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到北京辦事，亦憤而上書，雖沒有公然替鍾同、章綸求情，卻提及明景帝朱祁鈺還是郕王的時候，英宗皇帝對待兄弟如手足，盡心盡意，如今景帝也應該朝謁太上皇，優待太上皇諸子。
朱祁鈺看了很是生氣，將奏疏扔在了一邊[3]。宦官舒良趁機道：&ldo;這都是鍾同惹出的禍。&rdo;
一句話，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舊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