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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爸我媽斷定，我是三歲才開始開始有的記憶，是因為我清晰地記得蘇聯解體的新聞。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並不知道那條新聞在說什麼，但我對其印象深刻到，甚至在五六歲時，還能將那則新聞大致複述出來。事實上，我對那則新聞印象深刻，純粹是因為當時我們家剛剛換了彩色電視。那臺彩色的松下電視機是我那留學的舅舅從日本揹回來的。我出生時舅舅已經在日本讀書，91年他才第一次回國探親。不過我對於他回國的情形倒記憶不深。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顏色的方形電視裡，一個髮型方正頭髮濃密的俄國人宣佈了這個訊息，這人長得跟我有生以來看到的其他人太不一樣了，難免讓我過目不忘。那時我尚不知道他叫葉利欽，是前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以及新的俄羅斯國的第一任總統。
幾年後的夏天，當我跟我爸去大連線從國外回來的我媽，第一次在大連光顧肯德基門店時，我竟然以為肯德基那個老頭就是他。當時我還荒謬地想著，原來他不當領導人，是跑去賣炸雞薯條了。中國人總覺得外國人都長一個模樣，這個毛病，直到我二十多歲去歐洲讀書以後才有所緩解。
那一年還發生了很多其他的事。後來人們在回顧1991年時，總是會提及幾件事：三毛自殺了；鄧公在上海提出“步子要快一點”；華東水災，香港200多名巨星為此4天不眠不休拍出了《豪門夜宴》以賑災。不過那些我都不記得了，印象最深的事情只有蘇聯解體。遠在千萬裡之外的蘇聯解體，是一件似乎只存在於新聞中的大事，可它對燕東的影響，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一點一點地發生。
將時鐘撥回到那一年的早些時候，1991年初夏的燕東市，還沒有察覺到任何端倪。
彼時，這座城市正理所當然般地進行著轟轟烈烈的大改造，躁動而野心勃勃。高層大樓拔地而起；主幹道被挖開了鋪電纜架立交橋；老永豐市場被整體拆遷，聽說要在原址上重建一條大型商業步行街，以及配套的高階商業住宅。
一時間，彷彿全城都是工地。後來我在巴黎，面對那些整齊劃一的灰屋頂公寓，聽我的法國朋友講述奧斯曼如何在1853年重塑巴黎，並將其改成我面前這般面目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竟然就是想起1991年夏天塵土暴揚的燕東。那是一場稍小規模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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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個空氣裡颳著沙塵燥熱而骯髒的夏天，一個神秘的女人開始頻繁出現在招待所的大堂。
市政府招待所的大堂，每天都充斥著衣香鬢影的人來人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市政府招待所是燕東市社交中心般的存在：市領導會不時來這裡開會和會見外賓；北京和省裡來的幹部會下榻此處；來燕鋼出差和開會的人，只有幹部級別才會被安排住在這裡；更不用說那些拿著大哥大的生意人、穿著貂皮大衣的闊太太、以及那些西裝革履帶著折射璀璨未來的茶色眼鏡的青年才俊。燕東市所有的‘人脈’都會出沒於此。
然而即便這些人穿梭其中，你仍然很難不注意到這個一連幾天坐在大堂沙發上四處張望的女人。她頂著當時最流行的精心打理過的‘羽西頭’，畫著埃及豔后般濃烈的妝容，厚重的妝容下卻是無需遮蓋的飽滿彈嫩的肌膚，一身酒紅色的粗花呢套裝，墊肩大得嚇人，裙子卻長不過膝蓋。她一定是心裡有事，才沒法安然得坐在大堂棕黃色的真皮沙發上。不然，金色的環形耳環也不會隨著她找尋的目光而晃動。
前臺對於這樣打扮訪客從不過分熱情，這要是換做以前，她甚至會被保安請過去。
然而這兩年世道變化太快，一些新富起來的女大款，竟然也喜歡濃妝豔抹的打扮。她們也喜歡帶大大的金色的耳環，挎頭層牛皮的帶有搭扣的斜挎包，腦袋上的大波浪頭髮高高盤起，身高都為此抻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