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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日本南侵，桂林失守，《新兒童》被迫再次停刊。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後，母親和雜誌社同人回到廣州復刊，在刊物上宣傳和平民主，觸怒了國民黨，於一九四六年，廣州市國民黨當局勒令《新兒童》停刊。母親把雜誌搬回香港繼續出版。
經過了幾年的戰火鍛鍊，也由於形勢關係，《新兒童》回到香港出版之後，編輯思想有了明顯的轉變和有所提高，內容方面比以前更為接近社會。兒童通訊員大量的發展。好幾個地方的孩子自動組織了通訊員聯誼會，舉行經常性的活動，包括有香港、澳門、廣州、南昌、梧州、新加坡等地的通訊員聯誼會，而聯誼會與聯誼會之間，也彼此互相通訊，更發展至東南亞和美洲。其中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讀者，因為參加抗日，受到當局驅逐出境，到了香港，去雜誌社裡尋求幫助，結果和母親及編輯們成了好朋友。
在這個期間，母親常被一些家長邀請到家裡做客，有一年三八婦女節，母親還被一位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家長柯麟，邀請到澳門去做客。
而《新兒童》的作者隊伍，也在不斷擴大，包括了胡明樹、黃谷柳、司馬文森、華嘉、謝加因和綠渡。
後來，母親得了助華協會的獎學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院學習一年，《新兒童》還是照常出版。曾昭森博士把早期出版的《新兒童》，從一卷至八卷的作品，選編了五十種單行本，成了《新兒童叢書》。裡面有落華生、賀宜等人的故事和童話集，還有莊澤宣給父母和教師的講話，還有許多故事、詩歌、常識等等。過去由於編輯需要，母親用各種化名寫了故事、詩歌、常識、翻譯等等，收集起來出版，約有二十種。
母親由美學成回港，繼續主編《新兒童》，到了一九四九年，又出版了給年幼的孩子們看的《新兒童畫報》。但不到一年，母親就不再編下去。因為廣州解放，她和我父親回到中國，中國政府為了幫助《新兒童》辦下去，出版總署做了決定，用私辦公助的方式，刊物的名稱和編輯人仍舊，由廣西省文教廳負責出版。
一九五九年，我母親被調離該刊，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當專業作家，還是以寫兒童文學為主。作品被譯為英、法、德、西班牙文版本。後又擔任了國際筆會廣州分會副會長。
提起《新兒童》，香港現在的作家、知名人士林燕妮、蔣芸、韋基舜、陳永明、羅冠樵、孫述憲等，都滿懷思念之情。而我自己，又何曾不是在母親和她的兒童文學創作影響之下，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呢？儘管小讀者們變成了「老讀者」，但他們心目中的「雲姊姊」和《新兒童》，永遠是他們成長中的良伴。
胡菊人
復觀先生與香港
羅孚大兄為牛津大學出版社編一部書，講香港的人和事，從三蕃市打電話到溫哥華給我，叫我也寫一篇。我說寫什麼呢？他說寫徐先生好了，他指的是徐復觀先生。不愧曾為資深的總編輯，能為作者點出可寫的題目，我想到，徐先生與香港關係相當深，便答應下來了。就僅是他與羅孚大兄的交往，就是香港文化界的一段佳話，而這只可以在香港發生，不可能在臺灣，更不可能在大陸，就算是在海外其他地方，如歐美澳及東南亞，也絕少機會能出現同樣的交往，此所以香港之為香港，而復觀先生之在香港，正可以顯出香港獨一無二的特性。就憑這一點，就值得一寫。
有人可能說，羅孚大兄與徐先生的交往，不過是「統戰與反統戰」的交往而已，單純在政治層面上看固然可以這樣說，然而我有另外的看法，因為戴天和我也和羅孚大兄多所交往，儘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是照交不誤，這個交往不是「交戰」，而是「交友」，我們的交往是有友情在的，因為彼此都讀對方的文章，彼此都有共同相識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