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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拿了國民黨的錢，來罵國民黨。」這大概是因為，《民主評論》倡導民主自由，自是免不了對國民黨有所批評，徐先生認定這是「由反省而更生」所必需的，但不為國民黨頑固保守分子所喜。照此看來，他在臺灣的五、六十年代，是不能出版像《民主評論》這樣的一份刊物的，否則，就會得到《自由中國》半月刊那樣的下場。而他也因為在《自由中國》寫了一篇《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又與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多所交往，惹來了不少的麻煩與困擾。所以，香港為他辦刊物提供了臺灣所無的「免於困擾」、「免於恐懼」的自由條件，不能不說，徐先生實亦受惠於香港的自由。
至於生活方面，香港亦與徐先生結了不解緣。他在一九四八年與《華僑日報》的岑維休、岑才生先生相識，自始至終保持純厚的友誼。據徐先生年譜說：「三十年來，《華僑日報》提供了現實權勢之外的立足地。」這「立足地」三字，除了是給他發表文章、針砭時弊的「地盤」以外，亦指經濟上的支助。據他告訴我，他在《華僑日報》每星期寫一篇專欄文章，每月酬勞是港幣二千元。這在六、七十年代來說，是一個不少的數目，是在教書薪酬以外，相當有力的補助。
他雖在香港辦《民主評論》，但長期在臺灣居住、教書，間中來港，總編輯先是張丕介，後是金達凱兩位先生，他大概是約稿、撰稿和主持編輯政策。真正以香港為家，是他在一九六九年來新亞研究所任教以後。而他當時在臺灣，實在是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他在教書十多年的東海大學受到了排擠，被逼退休，原因之一是宗教信仰問題，據說這家由美國基督教會所辦的大學，當時的董事會曾有這樣的警告：「學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復觀講中國文化的關係。我們的學校，不是為中國文化辦的。」又要東海大學教中國文化的人，保證學生信仰基督教。徐復觀先生在校務會議上予以反擊。這是他被迫退休的主因。（不過後期東海對他很尊重，在圖書館特闢紀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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