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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憂傷。在生活上特別無憂無慮的人，往往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憂傷。你發現生活上不滿足的人，每天忙著掙錢吃飯的人沒有憂傷，他們只有快樂。從中關村往那邊走，看賣光碟的人，他們挺快樂的，老問我要不要VCD，我想問他們一句：“你憂傷嗎？”我發現憂傷的是我，無聊的也是我，他們很充實。曹禺這種人就很憂傷，他心裡有一種遙遠的空想，他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喜歡向遠處想的習慣。“遠處”或者是“遠方”，這對於曹禺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像這種人，他不喜歡自己當下的生活，他很喜歡投入另外一種生活，用昆德拉的一句話說，就是“生活在別處”，可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這裡，就像我們不得不生活在現在一樣。其實很多人都想方設法既生活在這裡，又生活在別處。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追求的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只是我們自己說不清楚。我們生活在這裡，但是同時想擁有多種生活。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多的辦法，其中演戲就是一種非常好的辦法。演戲就是一種既是我又是他的辦法，就是既生活在這裡又生活在別處的辦法。所以像曹禺這樣的人都很會演戲，很喜歡演戲。
到1928年的時候，曹禺進入了南開大學的政治系。你想這樣一個人，父親讓他學政治，就像現在的家長一樣斷送了孩子。如果他一輩子學政治就毀了，他自己不喜歡，後來想辦法遠離了這個封建家庭，換一個模式，轉到清華大學學習外國文學。那時的清華，文學方面是非常厲害，和現在是不一樣的。我們北大中文系很多的力量原來都是從清華過來的。曹禺就是在清華讀書期間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雷雨》。《雷雨》的發表，震動了戲劇界，也同時奠定了曹禺在中國話劇界的地位。對於一個天才型的藝術家來說，往往他問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他最好的作品，往往他的成名作、他的處女作，就是他的代表作。在曹禺研究界，很多人說他後面的作品更好。可以說出很多的理由，比如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怎麼樣，但是從一個戲劇的影響上來看，就是從他受歡迎的程度上來看，他別的戲劇都沒有辦法達到《雷雨》的高度。後來他在清華外文系畢業之後，到保定教書，又到天津教書，但主要是從事文學創作。後來寫的幾部戲有《日出》、《原野》等等。做為文學家，曹禺的創作數量是很少的。他是數量少質量高，不像老舍和沈從文。老舍和沈從文的創作數量很大，但是次品很多。數量大，裡面總有好作品，好作品不少，壞作品也很多。曹禺還是一個集演員、導演、編劇於一身的劇作家。他可以自己導、演，他自己也演過《雷雨》。他的劇本雖然是話劇劇本，但是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戲劇中的一脈，就是注重案頭閱讀效果，他的劇本兼具可演性與可讀性：演起來是好看的，但是沒有看過話劇只看劇本，一樣讀得你驚心動魄，劇本本身就有這樣的效果。我知道很多的劇本不能讀只能演，特別是戲曲的劇本。戲曲全靠演，全靠聽。京劇的劇本沒法看，全是病句，都不通。
曹禺的話劇，具有尖銳的戲劇衝突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正是曹禺使中國話劇提高了一大步，從而提高了整個話劇在中國的藝術聲譽。之前很多人懷疑中國人能把話劇做好嗎，說話劇不適合中國人。從曹禺開始，人們才說中國是可以演好話劇的。有了曹禺的話劇之後，我們才可以說這種藝術形式在中國的發展是能夠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後來到四十年代的時候，曹禺和老舍到美國講學，後來又輾轉回來了。他的戲劇思想是比較複雜的，有民族主義思想，有人道主義思想，還有更深的哲學思想。但是以前的研究都不夠，八十年代之後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當然他的戲劇現實主義也很強。正因為他自己寫戲劇的時候沒有想到要表現什麼主義，要宣傳什麼主張，所以他的戲結構很複雜，思想也很複雜。但是你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去分析他的時候，往往發現他背後有一些更深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