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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卻也誤了不少。”當下宣佈“我不再來反對那些假道學偽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而這工作是：“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其中“文明的野蠻”與“假道學、偽君子”不無關係，但在他還是有進與退的區別。談及“語絲的文體”時，周作人又提出：“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隻須看前回的大蟲事件便可明瞭，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495此時章士釗及其所倚靠的臨時執政府總執政段祺瑞“下野之兆已見”，周作人遂表示：“‘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日樹到胡猻散，更從那裡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胡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與身分。”496其中多有反語，不能十分當真；但總歸是不同既往的姿態。不過他很快發覺判斷有誤，特作《大蟲不死》497予以訂正：“自從章士釗忽然不見之後，有些有紳士氣的亂黨忽然掛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所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老虎何嘗死呢”，“章士釗決不是孤生獨立的，他是中國惡劣舊勢力的代表，他的背後有成千上萬的壞人挨擠著，推著，他一個人偶然倒了，他背後的那些‘卯部’，多數的無名之老虎是不會倒的，所以他這個大蟲是一個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蟲。”——此文尚且寫在魯迅因林語堂追隨周作人宣揚“費厄潑賴”而作《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之前498。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3）
周作人將自己此種表現，歸結為“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499他說：“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鬼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衖頭衖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fiauletoüg tsern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r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無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譯，大意是說‘你這混帳東西，不要臭美，肉麻當作有趣。’）這一下子，棋又全盤翻過來了。而流氓專政即此漸漸地開始。”對周作人來說，這是迄今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剖析。“紳士鬼”與“流氓鬼”，以後他又說成“隱士”與“叛徒”500，歸根結底，區別在於接受既有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標準與否；而終周作人一生，統可歸結為這樣兩種傾向或雙重人格之相互消長。前述反抗與寬容，乃至啟蒙主義與反啟蒙主義，分別根植於這“兩個鬼”。二者不時發表不同意見，顯示的是周作人真實而複雜的自我——前面已經提到，他並無意掩飾這一點。“我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