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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
想到這個題目是因為讀到一篇文章，金性堯老先生的《憶蘇青》。文中有一節，是寫五十年代，金性堯老與蘇青所見最後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裝」這套服裝確是出人意外，總覺著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個旗袍裝，也應當是蘇青，因為什麼？因為她是張愛玲的朋友。
蘇青是在我們對這城市的追憶時刻再次登場的，她是懷舊中的那個舊人。她比張愛玲更遲到一些，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她不來則已，一來便很驚人，她是那麼活生生的，被掩埋這麼多年幾乎不可能。她不像張愛玲，張愛玲與我們隔膜似乎能夠理解，她是為文學史準備的，她的回來是對文學負責。即便是在文學裡，她被我們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細節，再進一步抑或還有些環境的氣息。那弄堂房子裡的起居，夾著些脂粉氣，又夾著油醬氣的；從公寓陽臺上望出去的街景，鬧哄哄，且又有幾分寂寞的；還有女人間的私房話，又交心，又隔肚皮。這些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可是，張愛玲卻是遠著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個，張愛玲和她的小說，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著距離，將自己藏得很嚴。我們聽不見張愛玲的聲音，只有七巧，流蘇，阿小，這一系列人物的聲音。只有一次，是在《傾城之戀》裡，張愛玲不慎露出了一點端倪。是流蘇和範柳原在香港的日子裡，兩人機關算盡，勾心鬥角冷戰時期，有一晚，在淺水灣飯店，隔著房間打電話，範柳原忽念起了《詩經》上的一首「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總覺得，讀詩的不是範柳原，而是張愛玲。張愛玲的風情故事，說是在上海的舞臺演出，但這只是個說法，其實，是在那「死生契闊」中。那個時代的上海，確有著「死生契闊」的某種特徵：往事如夢，今事也如夢，未來更如夢。但這是旁觀者所看見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劍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薔薇薔薇處處開。張愛玲的聲音聽到頭來，便會落空，她滿足不了我們的上海心。因此，張愛玲是虛掩起來看的，這還好一些，不至墜入虛無，那些前臺的景緻寫的畢竟是「上海」兩個字。
蘇青卻躍然在眼前。她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我們好像看得見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說，這種虛構的體裁裡，都可看見她活躍的身影，她給我們一個麻利的印象，舌頭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說敢做又敢當。我們讀她的文章，就好比在聽她發言，幾乎是可以同她對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馬路上走著的一個人，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熱熱鬧鬧。而張愛玲卻是坐在窗前看。我們是可在蘇青身上，試出五十年前上海的涼熱，而張愛玲卻是觸也觸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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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蘇青——王安憶（2）
可是，我們畢竟只能從故紙堆裡去尋找蘇青。說是隻隔了五十年，只因為這五十年的風雲跌宕，有著驚人的變故，故紙堆也積成了山。許多事無從想象。即便從舊照片上，看見一個眼熟的街角，連那懸鈴木，都是今天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時的人和事，蘇青在眼前再活躍，也是褪色的黑白片裡的人物。她的上海話是帶口音的，有些鄉土氣味。那樣的上海話講述的故事聽都聽得懂，想卻要想走樣的。所以，當知道蘇青在我們身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驚得很，總覺得她應當離我們遠一些。張愛玲不是遠去了，她避開了穿人民裝的時代，成為一個完整的舊人，雖生猶死。蘇青為什麼不走？由著時代在她身上劃下分界線，隔離著我們的視線。
蘇青的文字，在那報業興隆的年頭，可說是滄海一粟。在長篇正文的邊角里，開闢了一個小論壇，談著些穿衣吃飯，侍夫育兒，帶有婦女樂園的意思。她快人快語的，倒也不說風月，只說些過日子的實惠，做人的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