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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經過精心的籌備，在杜延年、張安世等眾多大臣的協助下，終於可以向桑弘羊發動總攻。
元鳳元年，大漢開朝以來，首次高層辯論會緩緩拉開了序幕。
孝武一朝，打擊匈奴，窮兵黷武。府庫消耗一空，人口減少一半，經濟崩潰。為籌備軍費，漢武帝聽從桑弘羊的建議，決定實行鹽鐵官營。
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但這種與民爭利的刺激性經濟措施有著巨大的副作用，官府雖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財富，但久而久之，就會拉大貧富差距，導致百萬人破產。
更嚴重的是，官府下級官員為謀一己之私，故意製造次品鹽和鐵，再以高價售出，靠吃差價來收刮百姓的剩餘財富。
長此以往，國家猶如服了慢性的興奮毒藥，表面上看到國庫充盈，實際上國家經濟的根已經在腐爛，一旦經濟命脈壞死，國家也會崩於一夕之間。
在這種情況下，鹽鐵之議自始元六年的二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元鳳元年的七月。從新春進入盛夏，朝堂上兩種聲音便一直爭執不休。
霍光掌權後，為了緩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想對國家壟斷的工商業稍微放鬆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則堅決主張嚴管，他推行的一系列官營政策，使國家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
二人的經濟理念存在明顯分歧。
霍光為首的政黨，主張推舉賢良、詢問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桑弘羊為首則堅持再開屯田、增強國力，所謂“富國強兵”政策。
二者不但性質相反，而且淵源極深，前者為武帝末年《輪臺罪己詔》中“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政策的繼續，更意合於標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後者則是武帝中期的積極政策，以增強國家權力為優先考慮，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這同時也是大漢首次“霸道”與“王道”的交鋒。
桑弘羊是經濟學家。他很清楚繼續鹽鐵專營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卻使一部分財富逐步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農民的負擔會愈來愈重。
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最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可他畢竟也是個人是人就會有私心。
不僅是上官桀父子、鄂邑長公主與霍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桑弘羊為子弟謀官也屢屢被霍光拒絕。
就在不久前，他的門客冒充御史，住進茂陵傳舍，而且態度蠻橫，以縣丞的遲拜見為由，捆綁縣丞。
不過是手下人犯了事，可竟被那新上任的茂陵令按律處以死刑。雖然那小子該死，可陛下卻對茂陵令魏相大加讚賞，都說其不畏強權。
強權?堂堂輔政大臣在新帝眼中竟成了豪強，桑弘羊自然氣不過。他和霍光不僅是公仇還有私怨。
而如今一旦鹽鐵官營被取消，武帝時代的國策被改變，他瞬間就會變得無足輕重，那麼他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頭了，桑弘羊絕對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的出現。
於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這個夏天，迅速進入白熱化。
霍光顯然比桑弘羊高明的多。他自知，若論辯才，不學無術的他遠不及桑弘羊這種前朝做幾十年大司農的老狐狸。
早在始元五年六月，杜延年就向霍光建議行文帝時期“提倡節儉、對民寬和”的政策，霍光采納後，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所以，他的發言人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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