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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林的交界處，在那裡成立了一個新的特里貝卡電影中心（Tribeca Film Center）。哈維的辦公室很小，裡面有必備的電視操縱員和一堆錄影帶，伊芙以及他父母的照片，還有一副他最珍愛的跟鮑勃和Mets全明星隊一壘選手凱斯·埃爾南德斯（Keith Hernandez）的合影。哈維時斷時續的減肥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吃了更多的垃圾食品。他身上一定有某種不利於節食的機制。他經常放鬆警惕。他曾向後期製作部的史蒂夫·厄恩哈特（Steve Earnhart）抱怨說：“我簡直就像一個他媽的河馬了，厄恩哈特。”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去接伊芙看電影或者參加晚會要用小車時，就會從口袋裡掏出一塊三明治，嘴裡含含糊糊地說：“伊芙晚上會聞到我撥出的三明治味兒，但我顧不得了。”然後兩口吞下去，又往嘴裡塞進一支菸，想蓋住一點味道。
顯然在伊芙的動員下，哈維請來一個私人健身教練。開始進展還比較順利，他告訴教練：“你最好能每天都來。先給你1000元，我說什麼你都別當回事，讓我練好身體就行。”教練很負責地按時前來指導。哈維常常一邊接電話一邊讓教練在外面等候。最後，教練終於獲准進入密室說：“我們開始吧。”哈維說：“我現在沒有時間，給你50元；把這混賬裝置給我弄出辦公室，明天再來。”第二天，教練來了後又遭到同樣的禮遇。他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來來回回去見哈維。最後哈維終於放棄。
溫氏兄弟已經不滿足於在邊緣地帶求生存了，不想每發行一部影片都差不多拿整個公司來冒險。他們清楚自己是在做資本密集型行業，要想成功，得需要更多的資金可供調配。但是，蔡斯銀行向他們施加了更大壓力，要求他們收縮活動。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向大眾集資，但是他們名聲太糟糕了。“我們到日光谷找到Allen & Co。的一個分部。”據哈維回憶，“你坐在一間屋子裡，裡面至少有四十幾個傢伙，都是分析師什麼的，提各種問題來轟炸你。如果你的贏利每年不能增長15％，他們就會痛罵你一頓。但電影業是一個極不穩定的行當。如果我們又來一部類似《我的左腳》的怪片，他們會說什麼呢？我們說，我們不用大眾集資了。除了我母親之外，大眾集資是另一件讓我們感到很恐怖的事情。”
Allen & Co。又反過來勸他們。依《醜聞》、《性、謊言和錄影帶》、《我的左腳》的賺錢經驗，他們明白，這樣的生意如果錯過就不會再來了。但是，過去那位處理米拉麥克斯方面提供的材料的財務主管似乎不在了。新的財務主管約翰·施密特（John Sohmidt）又把這項工作接過來。施密特是聘請成功的典範。他是耶魯大學校長本諾·施密特（Benno Schmidt）的兄弟，長著沙子般的頭髮，始終面帶微笑，有一種毫無戒備的幽默感。他的父親是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朋友兼合夥人，施密特於1989年春末來到公司。跟前任馬克·利普斯基和馬蒂·蔡德曼一樣，他發現這裡簡直亂得一團糟，尤其是財務部門。“米拉麥克斯處於無序狀態也許已經有3到6個月了。”他說，“雙方協商過的銀行信貸額還沒有突破，因為沒有安排人處理有關的業務。沒有人收取我們在影院的收入，也沒人管理公司的資金流動。我們的淨收入與淨損失是什麼？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把錢花光？從現在開始，我們每年得借多少錢？這一切他們都毫無規劃。”
冒險事業1990—1992（8）
不過，施密特至少在開始時挺喜歡在米拉麥克斯工作。“那裡有一種讓人感到很刺激的氛圍，”他回憶道，“我們把一切都做在前面，同時，一切又都是新的。每天都充滿了創造性。他們有一種‘我們對抗他們、我們對抗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