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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ldo;釋放俘虜&rdo;問題，還有許多地方需要研究。山田似乎對鈴木明說過，打算讓俘虜逃到對岸。然而，據平林說，&ldo;俘虜由船渡過揚子江，送回到鎮江的師團&rdo;。根據平林的說法，不是&ldo;釋放俘虜&rdo;，而是&ldo;將俘虜押送到後方&rdo;。這就相差很遠了，究竟誰對，誰錯？儘管他們都否認&ldo;處死俘虜&rdo;，但同是有關人員的談話，卻大相逕庭。
據說， 山田旅團長讓來自軍司令部進行巡視的憲兵軍官看了大批俘虜， 說：&ldo;你看，這些俘虜能殺嗎？&rdo;而且，聽說俘虜了一萬五千名殘兵敗卒的兩角聯隊長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隊長而聞名（現已去世）。他們這樣一些旅團的首腦人物，不知為什麼，卻為釋放俘虜而苦思焦慮。然而，作為旅團長，果真能這樣擅自採取行動嗎？&ldo;處理掉俘虜&rdo;，這是軍司令部的命令。要違抗這項軍司令部的命令，當然需有必要的思想準備。即使這項命令出於那個擔任上海派遣軍情報主任參謀長中佐的異常自信的獨斷決定，總之也是以軍司令官朝香宮的名義發出的命令。旅團長對這項軍司令部和師團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決定來釋放一萬多名俘虜，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想像的。
結果槍殺了俘虜，而本來是預定要釋放俘虜並把他們送到對岸的‐‐山田部隊的部分軍官這樣對鈴木明說。他們難道不是十分內疚地強忍著而不願說出其真相嗎？在審判時，應對事件負責任的人，如果其證詞沒有附上客觀的證據，反而會顯得缺乏說服力，這是常識。因此，關於這起事件，當時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這樣的有關人的證詞。我想，在兩角部隊計程車兵中，儘管有不少人對俘虜是&ldo;處理掉&rdo;還是釋放問題一無所知，但對押送俘虜走一、兩公里路卻費了幾個小時，這一點可能是會記憶猶新的。如果能瞭解個中的情況，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斷秦賢助所記述的文章之證據資料的價值，而他的文章說兩角部隊根據軍司令部的命令屠殺了一萬五千名俘虜。
此外，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誰也難免會記得不那麼確切。例如鈴木明說，儘管坂本明確地說秦賢助是在一九三九年從軍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時從軍參加兩角部隊，卻對該部隊抓了大批俘虜而無法處置一事也&ldo;全然不得要領&rdo;。鈴木明說：&ldo;從其面部表情來看，我不能說他在撒謊，看來多半是真的不知道。&rdo;與其說不知道，不如說可能已從記憶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講出這起事件的真相來？
鈴木明在採訪中，也採訪了曾攻佔幕府山炮臺的角田中隊長，聽到的內容，與平林和鈴木（現居仙台）的談話大同小異。不過，在此前一天，鈴木明事先沒有聯絡就去訪問角田。據說角田醉醺醺的，說話顛三倒四，但那時角田目不轉睛地盯著鈴木明說：&ldo;是我！我就是南京大屠殺的真正兇犯，你從誰那裡聽到這件事的？&rdo;而且，他還對其妻子說：&ldo;怎麼樣？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後一起到中國去道歉&rdo; （單行本《&ldo;南京大屠殺&rdo;的無稽之談》，第1○○至二○一頁）。據鈴木明說，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說話時&ldo;顛三倒四&rdo;。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處境非常困難，作為當時&ldo;內疚於心而活著的&rdo;與事件有關的人員的證詞，是頭腦清醒時斟字酌句地談話，還是醉後隨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們至今也很難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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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證據的方式，本&iddot;達桑批評了《中國之旅》的著者本多勝一的態度，說：&ldo;為了使人在證據面前表示沉默，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