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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沒有像魯迅那樣把這些文化特徵轉變一種人物性格，是因為，只要我往這方面一想，馬上就覺得自己成了魯迅的仿製品。能被人模仿是傑出的，叫人無法模仿才是一種偉大和獨有的創造。寫到這裡，即刻停筆，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終結&ot;文革&ot;
今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ot;文革&ot;發端的三十週年，一個是&ot;文革&ot;崩潰的二十週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ot;文革&ot;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ot;文革&ot;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裡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ot;文革&ot;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透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洩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ot;記錄文革&ot;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ot;文革&ot;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ot;文革&ot;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ot;文革&ot;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ot;文革&ot;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ot;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ot;，我還說過&ot;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ot;;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麼可愛!
而&ot;文革&ot;，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ot;文革&ot;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麼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ot;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