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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個星期，我始終昏迷不醒，徘徊於陰陽的交界線上。監護病房規定只有家人才可獲準探視，於是乎我在匡蒂科的兩位同事、裡克&iddot;馬瑟斯以及西雅圖工作站的其他人員頓時都成了我的近親。&ldo;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rdo;有位護士曾開玩笑地對帕姆說。
&ldo;大家庭&rdo;這一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並非全然是開玩笑。在匡蒂科，由行為科學科的比爾&iddot;哈格梅爾和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的湯姆&iddot;哥倫貝爾牽頭，一些同事發起了募捐活動，以便能讓帕姆和我父親留在西雅圖陪伴我。不久他們便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時，他們也做出了安排，準備把我的屍體運回維吉尼亞州，安葬於匡蒂科的軍人公墓。
發病快滿一週時，帕姆、我父親、特工們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邊圍成一圈，手拉著手，並且握著我的手做了祈禱。當天深夜，我從昏迷中醒了過來。
我還記得當時看到帕姆和父親時感到很驚訝，同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最初我無法言語，我的左臉下垂，身體左側依然大面積癱瘓。隨著語言功能的恢復，我開始含糊不清地說話了。過了一陣子，我的腿能夠挪動了，接著身體的更多部位逐漸地恢復了活動。我的喉嚨因插有生命維持管而疼痛無比。控制抽搐發作的藥物也從苯巴比妥魯米那換成了杜冷丁。經過各種檢查、掃描和脊椎穿刺，醫生最後做出了臨床診斷：壓力過度和全面衰弱的身體狀況引發了病毒性腦炎。我幸運地保住了性命。
可是，康復的過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須重新學會走路，記憶力也有問題。為了幫助我記住主治醫生西格爾的名字，帕姆拿來了一個用貝殼做成、立在軟木基座上的海鷗小雕像。1當醫生下一次來做心智測試，問起我是否記得他的名字時，我含糊不清地說：&ldo;當然記得，&l;海鷗&r;醫生。&rdo;
儘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熱心支援，我仍然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感到十分沮喪。我一向不能忍受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iddot;韋伯斯特親自打來電話為我鼓勁。我告訴他，我大概不能再舉槍射擊了。
&ldo;約翰，別擔心這個，&rdo;局長答道，&ldo;我們需要的是你的大腦。&rdo;我沒告訴他的是，恐怕連大腦也不中用了。
我終於離開了瑞典醫院，於聖誕節前兩天返回家中。臨出院時，我送了匾額給急診室和監護病房，對醫護人員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羅傑&iddot;迪普到杜勒斯機場迎接我們，又驅車送我們回到弗雷德裡克的家中。家門口掛著一面美國國旗和一條&ldo;歡迎約翰回家&rdo;的寬幅標語，等候著我的歸來。我的體重已從正常時的195磅降到1西格爾&ldo;siegal&rdo;的發音與海鷗&ldo;seagull&rdo;的發音很相近。160磅。我一副病態以及坐著輪椅這一事實讓埃裡卡和勞倫非常傷心，以致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我要外出旅行，她們都會擔驚受怕。
這一年聖誕節過得冷冷清清。除了羅恩&iddot;沃克、布萊恩&iddot;麥基爾韋恩、比爾&iddot;哈格梅爾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iddot;霍恩以外，我沒有會見很多朋友。我已經可以不依靠輪椅行動了，但是四處走動還有不少困難。跟人交談也有障礙。我發現自己動不動就會哭，記憶力也不大靠得住。當帕姆或父親開車帶我在弗雷德裡克兜風時，我會注意到某幢建築物，卻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覺自己像個中風病人，不知是否還能重返工作崗位。
我對聯邦調查局使我落得這般下場感到憤憤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