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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到我的宿舍，我一見到他便大吃一驚：他穿著一身看不出顏色來的舊軍裝，肩上已經磨破了一大塊。腳上的膠鞋也露出了腳趾頭。他告訴我，包工頭與地方官員和警察都&ot;勾兌&ot;好了，民工們稍有反抗，便會遭到打手們的毒打。即使他們去報警，警察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本就不予理會。在警察的眼裡，民工根本算不上&ot;人&ot;，民工的生命也輕如鴻毛--你們才是&ot;不安定&ot;的&ot;隱患&ot;呢，我們不抓你們就算好的了，你們也配來報案？
城裡的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權利更無從談起。除了政府的種種限制，農民的人權在城裡受到肆意剝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進了城的農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國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麼慶典之類的日子，北京的警察與聯防隊員一起嚴格地查暫住證和其他證件。
我曾經親眼看到，在某個繁忙的地鐵站口，停著兩輛警車。那些沒有暫住證的外地農民像一群綿羊一樣，蹲在警車裡發抖。
這時，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攔住一個農民模樣的外地人。此人在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裡想到禍從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暫住證，在他的眼中，警察簡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間，警察將暫住證撕得粉碎，略帶嘲笑地問：&ot;你還有暫住證嗎？&ot;這個農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間，已被像狗一樣拎上警車。他們很快就會被拉到郊縣去挖沙子，然後裝在悶罐車裡遣返回鄉。
這樣的農民可憐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滿了憤怒，卻沒有勇氣走上前去替這些無辜的人辯護。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它時時刻刻在折磨著我。
我身為農民的後代，每每親歷一次次農民遭難的事實，心底深處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種種悲愴與哀嘆。我的恐懼和悲哀，我們的痛苦和不平，全部與他們感同身受。我的爺爺、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們當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過比那些被抓進警車的農民兄弟們多讀了幾本書，就獲得了某種暫時的&ot;安全&ot;--我成了有文化的&ot;文化&ot;人，&ot;文化&ot;成了我的護身符。
我應該為擁有這種&ot;安全&ot;而慶幸嗎？
我為逃脫了那樣卑賤的命運而感到僥倖，更感到恥辱。
功成名就的&ot;知識分子&ot;們，一般都勤於研究高深的學問。學問是至高無上的。因此，他們對農民們的遭遇和命運自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們呼籲的&ot;自由&ot;，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自由；他們期望的&ot;民主&ot;，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民主。
他們以為自己就能夠代表&ot;中國&ot;。他們有意逃避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他們害怕承擔良心上的壓力--假如他們還有良心的話。
當然，他們更害怕走過禁區的紅線。因為跨越了紅線，可能導致自己失去職稱、待遇和房子。
不是嗎，國內研究農民問題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學者秦暉，因為幫農民說了幾句話，就失去了清華的教職。他的遭遇沒有激起同樣是教授的學者們的同情和憤怒，反而大大地助長了冷漠和虛偽的泛濫，以及犬儒主義的盛行。人們沒有把尊敬給予勇者，反倒在背地裡竊竊私語：&ot;他就是前車之鑑，我們再不能像他這樣惹火燒身！&ot;
集體&ot;缺鈣&ot;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或者玩弄國故，或者炫耀&ot;後現代&ot;；或者關心在&ot;核心期刊&ot;上發表論文數量，或者像紅眼的公雞一樣盯著有限的幾個&ot;一級教授&ot;的名額。最成功者，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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