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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我心裡總想著這件事放不下來。的確沒用我的錢，錢省下來了我也不會多得一分，可錢可以用來救一些人的命，這是個鐵板上釘釘的事實。我覺得這是自己的一個發現，別人都沒意識到這一點。我不能沉默，我要把這個發現說出來，讓大家都想一想，甚至有一種震動。廳裡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醫學院畢業的，當有一種聲音向他們的良知呼喚，他們也不至於隔岸觀火吧。這樣想著我有了幾分興奮，甚至是激動，覺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責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個機會把這種想法說出來，我心裡又發虛，感到對面有一種自己看不透也無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懼。當我想對這種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來，卻又覺得非常困難。我心中被鈍鋸子鋸著似的，想著自己也算個知識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裝瞎子裝聾子。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盡那一份天然的責任，屬於角色的責任。良知和責任感是知識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這是很久以來在我心中迴蕩著的一句話，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為人生的座右銘，它使我有了一點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對現實，這句話的說服力就不那麼充分了。現實畢竟是現實，它早就為人們預設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蔭庇之下，於是心頭就安妥下來。可是我又問自己，原則如果可能因個人的理由而變通，就不是原則。沉默不僅是對良知的壓抑，簡直就是對自尊心的挑戰。我感到了內心的屈辱，自己與「豬人狗人」們實在也沒有兩樣，以動物性的適生方式活著而已。我察覺到深心有一種難以克服的恐懼，它與那種力量一樣神秘而難以描述。細想之後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懼，我是知識分子，我不說話那還能指望誰來說話?我沉默著那我又是誰?我在焦慮中猶豫了很久。猶豫之後我還是決定了放棄，這使我降低了對自己的自我評價。原來，我內心的優越感並沒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時間以後，馬廳長在全廳職工會議上的一次講話又激發了我內心的衝動。在那次會上馬廳長批評了審計處的湯處長。審計處一位會計對省人民醫院翻修工程的審計提出了不同意見，湯處長就安排她當出納去了。馬廳長在會上說：「衛生廳有沒有不能聽不同意見的幹部？別的地方我管不了，在衛生廳要有一條上下溝通的渠道，形成對話。你坐在位子上，要讓人家口報心服，那才是水平。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家說話，天就會塌下來，自己也免不了要垮臺。」湯處長的職位，果然就免掉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覺得自己是不是把領導的胸懷看得太狹小了？
於是我想找個機會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我有了那點勇氣。失去身份的恐懼和焦慮折磨著我，我必須開口說話。沒有身份就沒有原則，也沒有責任，那太可怕了。作為一個小人物我沒有身體的自由，上班時去一下對面的辦公室也不可以。但我還是應該堅守心靈的自由，這比身體的自由還重要。我必須開口說話。在又一次黨支的民主生活會上，在別人都發言之後，我覺得那些發言都不痛不癢不過癮，空空泛泛，連皮毛也沒觸及到。於是我說：「我有些想法，不知該不該說？」馬廳長鼓勵地望著我點頭，見我還猶豫就說：「我還是那句話，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於是我就說了，先說到去賓館起草檔案，再說到小轎車，把帳都細算了，最後以醫務工作者的人道情懷作結，我覺得自己分寸把握還算好，光說事情，沒提到任何人。說完以後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一個人來應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驚的表情望著我，嘴角含著一絲笑意。會場沉靜了好一會，這種沉靜對我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終於馬廳長開口說：「小池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還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討論討論，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說，真理越辯越明吧。」又看看錶說：「我還要到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