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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安然的肯尼斯·萊,他的領導方式讓人們想起了毛澤東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這對奇怪的太過具有男子氣概的領導人,關於他們,大衛·哈伯斯坦曾寫道:“這兩位的下屬沒說過一件他們不想聽的事。”古代克瑞翁的例子提醒我們,過多的雄性激素常常會讓人們剛愎自用。一般來說,個人主義——而且總是男性的勸說——讓對當權者說真話的人無功而返,甚至危機重重。本尼斯,戈爾曼以及比德曼在第一章裡詳細介紹過,領導者最好能夠反省一下他們對建議、備選的觀點以及他人意見的接受能力。“對別人說的話充耳不聞,其中一個動機是出自全然的傲慢。”他們指出,那些認為自己比下屬更聰明更專業的領導,以及那些不太願意聽取別人意見的人,很容易感染(傲慢)這種疾病。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真正偉大的人應該是那些擁有所謂女性化優點的領導,比如謙遜,包容,柔軟,服務他人,尊重人本身等等。已故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為後人樹立了一個積極的榜樣,告訴我們什麼是偉大的領導藝術。在福特去世後不久,弗蘭克·裡奇評價這位前總統,“在內部鼓勵持異議者。他沒有敵人,不自我,沒有議程表,也沒有空想,不關心個人形象。” 就在一天前,奧蘭多·帕特森在《時代》的同一個專欄中寫到了在白宮參加過的一次會議。福特總統謙遜而專注的傾聽一組形形色色的專家發表他們的看法,無論他是否同意,都表現出同樣的尊敬。
福特總統和那些太過男子氣概的政治及商業領袖不同,後者一般都會佔滿新聞及商業雜誌的頭條。作為一名商學教授,我可以證明,福特的領導特點並不是今天大多數商學院所倡導的,比起傾聽的能力,他們認為能“果斷的拿主意”更值得褒獎。簡言之,美國人的領導方式正在向社會倡導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原因——如果領導不身先士卒,那些應該更加坦誠的人在行為上是不太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鉅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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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責任
在私營經濟領域,除非公司有意識的挑選,培訓,發展,褒獎那些類似傑拉爾德·福特那樣願意傾聽的領導,否則是不會有建設性的改變的。但是在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對大企業頂級管理者的研究中,負責研究的同事和我發現,執行官們更容易因為他們的能力強於他人脫穎而出,而不是因為優秀的團隊合作能力。這樣的選拔機制會讓資訊囤積,導致衝突頻繁發生。董事會有責任改變這樣的制度,他們負有選拔領導的最終責任。即使是真正獨立的董事會,想要建立一個能夠考驗執行官是否自負,並讓下屬對那些充耳不聞的領導客觀公正的說出真相的機制,也需要費很大的勁。
如果說有什麼是明確的,那就是:只要董事會繼續褒獎不正當的行為,執行官的行為是不會符合道德的。比如說,雷神公司的董事會稱,鼓勵道德的行為是決定執行官獎金的標準之一。但是,在公司的CEO承認他“自己”寫的書其實大部分是剽竊的之後沒多久,董事會就一致同意給他260萬獎金。事情見報後,董事會的發言人解釋說,他們很清楚的表過態,道德只是他們考慮的“一個方面”而已。創造一種坦誠的文化,靠的當然不是董事會成員或者執行官說過些什麼,而是看他們怎麼做。在傑弗裡·斯科林擔任安然CEO的時候,他曾說過“在公司中,人們有義務提出異議……如果你有話不說,這樣並不好。”(大概在同一時間,安然發行了一個記事本,其中包括本文開頭引用的那段馬丁路德金的話)因此,管理的首要法則是組織要了解他們真正褒獎的行為——而不是他們對外宣傳的價值觀中陳述的行為。
在組織生活中,否認,自欺,以及虛偽是如此常見的特點,因此,對公司來說,引入“人類學家”,也就是獨立的觀察員,用來識別潛在的危險以及導致危險的隱藏價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