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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津過暑假的小表妹在吃過西瓜後，舉行了一場&ldo;家庭音樂會&rdo;，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風琴更未及時裝箱……地震中，這些樂器是否安然無恙？聽爸爸講，我們家的大屋的頂棚已經出現了裂fèng，我們就更加擔心了。過了1個多小時，驚恐的人們隨天漸漸亮起紛紛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著膽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見門框已毀壞，門已經鎖不上了，頂上牆上的灰皮及瓦礫掉下不少，可惟獨那能奏響美好旋律的樂器完好無損。我們急忙將它們轉移到小屋，心才踏實下來。因當時我居住的大院十幾戶人家中少有傷者，因此，像往常一樣，早晨大人們都陸續上班去了，整個城市在創傷中保持著一種&ldo;隨遇的平靜&rdo;。那一天，有幾次餘震，最大的一次餘震發生在下午6點多鐘，將我家大屋的頂棚震塌了，現在我都記得那聲巨響。多虧我和弟弟的及時預防和&ldo;搶險&rdo;，否則我們那些心愛的樂器及家中的貴重物品恐怕難逃厄運。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個由四面二層樓圍起的閉合空間，整個院落空地不大於15&tis;35米，用現在觀點看，幾乎根本不能滿足疏散要求。早幾年因上級號召&ldo;備戰、備荒、為人民&rdo;及&ldo;深挖洞&rdo;，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看來院牆未倒真是幸運，如果倒下來一切將不復存在。那是如此簡陋的防空洞，其頂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鐵門，基本上沒有疏散距離及可休息的空間，但難以想像全院幾十人竟先後在此待了幾日。而後，由於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們才告別這危險的院落。我家先後在天津海河邊、我母親的學校操場等處蓋起防震棚，大約一年多以後才搬回修復後的老住所。
在臺灣遇到第二次大地震其後，我被充實到建築行業，分配到天津市建築設計院，在這人才濟濟的單位做了一名汽車修理工，應該說從那時就在關注著城市的修復建設中度過。1983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將城市安全納入專案設計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過唐山市，參加過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規模的防災減災會議，也作過近百次不同規模的安全講座，恰恰方便結合所設計的工程思考防災減災設計。1986‐1988年我參加了第十一屆亞運會工程，我所承擔的亞運會南小區（整個亞運會動力源）電氣工程設計，就大膽嘗試用可靠性理論構成網路，從而做到對安全設計心中有底。而後1994年受外國專家局委派赴瑞典參加災害管理及風險評估國際研修，更讓我在防災減災上前進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幾篇在每年&ldo;728&rdo;前後發表的紀念文章，雖然迄今中國未將&ldo;728&rdo;視為&ldo;國難日&rdo;也不賦予其主題詞，但它更讓人思考，這不僅是指就唐山說唐山，更是指要結合國際大災與唐山聯想。
雖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間接親歷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災減災事業，且在致力於公眾安全文化教育及災害憂患意識的普及方面不斷探索。但有一次經歷讓我難忘：2002年北京組織赴臺防災考察團赴臺北期間正趕上一次6級強烈地震，它不僅讓我憶起唐山，更看到有無安全文化教育的差異。5月15日正值&ldo;海峽兩岸大城市災害防禦研討會&rdo;進行大會學術報告之際，會議在臺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十層學術報告廳舉行。大約上午11時42分，大地突然強烈地搖晃起來，動感十分顯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須抓緊扶手，地上的花籃都被掀翻了。面對此情此景，學術交流仍在有序地進行，全場120名聽眾基本上無緊張神態，有些騷動的倒是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