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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玉的畫能賣錢，但他從不吝嗇地給人贈畫。凡和他熟識的朋友，恐怕沒有幾個沒有他的畫的。有一年，我和他及黃裳、王丹鳳夫婦等到杭州和紹興旅行，租了部麵包車到處代步。永玉感於司機辛勞，也贈給他一幅畫。他還未置業前，在香港他常在敦煌酒家的七樓作畫。每次他都會給我來電話，要我去看。繪畫是永玉最大的快樂，全不像我們許多搞創作的那麼辛苦。在七樓大堂的大桌上鋪滿了宣紙，他就在眾人圍觀之下，手揮目送，半天之間，桌上、地上，全是他的畫，而且大多數都是題贈給在場的朋友的。
有人不習慣在別人面前作畫，永玉卻喜歡在人前即席揮毫。看他揮灑自如，得心應手，有一次我禁不住問他有沒有出過廢品。他說當然有。往往構思後，畫得不好，只好丟掉。他還說，有人曾開玩笑，說每月給他十萬元，交換的條件是將他的紙字籮拿走。我問如果真是這樣，他願意不願意？他說不願意。讓別人把廢品出售，等於貶低了自己作品的聲譽了。
永玉胸懷坦蕩，是非分明。他無視所謂「階級鬥爭為綱」、「劃清敵我界限」等金科玉律。五七年反右以後，當我們這些人不只門前冷落車馬稀，甚至在路上遇見熟人，對方不是裝作看不見就是勉強地點一下頭。六○年永玉為美術片廠作動畫造型設計來上海，期間他遍訪戴著右派帽子的朋友。那時我也奉命在家閉門思過。他卻帶著他的四歲的女兒黑妮到我家來，還叫黑妮跪在椅上給我畫了一頭黑貓。一九七三年冬，我已被飭令退休回家。那時右派帽子已算是摘掉了，卻另戴上在「文革」後期給我定案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原因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昆明一個美國軍事機關裡擔任過抗日宣傳的編輯工作。那時和美國是不共戴天，不管你當時你乾的什麼，既是美軍的，就是「美蔣特務」。（不知為什麼要加上個「蔣」字）。永玉也沒有和我劃清界限。他到上海來，住在上海大廈，竟然事先給我來信，說到我家給我畫畫，還要聽我的兒女的演奏。永玉喜歡西洋古典音樂。
第二天他帶著畫具來了。他在我家裡的一張面積不大的食桌上，研墨設色，畫了一幅比桌子大一倍的盛荷圖。四朵荷花代表我們的一家四口。下面還畫了四隻活靈活現的雎鳩，構成一幅洋洋大觀的荷花圖。當晚就在我家打地鋪。第二天起來，他一不做，二不休，爬在地上給畫託底。當時他還在壯年，才有這樣的勁頭。
晚上兒女們給他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大提琴洛可可主題變奏曲》。那時正是全國都處在陰霾密佈、人人自危的時代。好書都全給抄家時抄走，只有向音樂尋求慰藉。有一個時期邀集了友好的兒女，和我們的兒女，在家裡緊閉著門窗演奏室內樂。那時連貝多芬都被聲討，我們每次活動，都在提心弔膽中進行。後來終怕如永玉所引用過的管子的話，「牆有耳，伏寇在側」。幾次之後，不得不偃旗息鼓，唯恐招來橫禍了。
永玉這次來滬，我還陪他去看了住在隔壁的林風眠先生。林先生也到我家觀看永玉給我作的畫。不料永玉回京不久，江青便叫嚷著「黑畫」事件，把永玉在一個朋友的冊頁上畫了一隻貓頭鷹，說成是向共產黨進攻，並向全國包括林風眠在內的畫家大興問罪之師。接著有人告密，說永玉到上海來和林風眠搞小集團活動。說二人煮酒論英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真正又可笑又荒謬！
永玉勤快過人。從我家拿去一幅長僅三公分的蕭邦頭像，不到兩天，他便還給我一幅長五十公分，高四十公分的木刻拓本，刀法峭拔，渾脫利落。蕭邦的熱情和憂鬱，比原作更見神采。
看上述，似乎永玉於藝事無所不能，其實他也有有所不能。永玉擅作巨幅大畫，巨幅木刻，但對小小篆刻，卻無能為力。一次我看他在畫上題字蓋章，順口問他，印章是不是他自己刻的。他說不。他初以為既能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