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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的&ldo;反黨&rdo;(2)
明白了這道理，就不難理解胡適為何長期對國民黨持一種既擁護又批判的態度了。數十年間，胡適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與對抗來說明。即便在胡適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得最緊密的時期，這種對抗也仍然存在。很嚴重的對抗並招致國民黨的打壓，有兩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ldo;人權運動&rdo;時期，一次是晚年支援臺灣的雷震等人組建&ldo;反對黨&rdo;時期。這裡只簡略說說&ldo;人權運動&rdo;時期的情形。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蔣介石便開始極力推行&ldo;一黨專政&rdo;，並積極謀求個人獨裁，明顯地表現出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傾向。面對此種局勢，以胡適為領袖的&ldo;新月派&rdo;掀起了一場&ldo;人權運動&rdo;，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蔣介石本人，也發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責。在&ldo;人權運動&rdo;期間，胡適一人就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做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師的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ldo;全黨最高領袖&rdo;的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中，胡適指出&ldo;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rdo;，在胡適舉出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針對蔣介石的：&ldo;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按即劉文典），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rdo;胡適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兩文，則是指名道姓地批判&ldo;國父&rdo;孫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孫中山制定的&ldo;建國大綱&rdo;，後者批判的是孫中山&ldo;行易知難&rdo;的&ldo;哲學思想&rdo;。在前者中，胡適指出&ldo;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rdo;，因為&ldo;我們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許可權。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許可權，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l;入塾讀書&r;，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l;入塾讀書&r;罷？&rdo;在這裡，胡適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當&ldo;民主政治&rdo;方面的小學生。《知難，行亦不易》，更是對孫中山&ldo;行易知難說&rdo;的系統批駁。《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則是胡適站在&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對國民黨&ldo;反動思想&rdo;的嚴厲清算。胡適認為，國民黨執政後，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因而是一種&ldo;反動&rdo;。文章一開頭，就引述了國民黨的中宣部長葉楚傖歌頌傳統文化、宣稱&ldo;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rdo;之類的話，然後指出：&ldo;我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rdo;接著，從&ldo;文學革命&rdo;、&ldo;思想自由&rdo;、&ldo;文化問題&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