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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的本來面目(5)
王均偉文章中說，鄧拓早年曾寫過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過&ldo;深刻&rdo;的研究，理應對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大災荒有比別人更敏銳的感覺，這也言之成理。鄧拓1929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肄業，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活動。1933年在福州參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學歷史系就讀，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是在大學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歷代災荒和救荒的學術著作。這本書初版時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聯書店重印時鄧拓將其改成了語體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鄧拓文集》收入了這本《中國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該書的語體文版大字單行本。出版社在寫於1998年8月31日的&ldo;再版前言&rdo;中說：&ldo;鑑於當前嚴重的抗洪救災形勢，徵得了鄧拓夫人丁一嵐同志同意，現出版該書語體文版的大字單行本，以滿足廣大幹部、有關的研究人員、實際工作者及其他讀者的急需。&rdo;原來，出版社是為了指導當時的救災而特意出版了《中國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說1998年的救災&ldo;急需&rdo;鄧拓的這本《中國救荒史》，那麼，50年代末60年代的三年災荒，就更用得著鄧拓的這本書。別人或許記不起這本書，但鄧拓自己總該記起它。作為一個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災荒與救荒者，鄧拓理當比別人對這場罕見的大災荒有更清醒的預見和更深刻的認識。例如，在這本書的&ldo;緒言&rdo;裡，鄧拓曾這樣給&ldo;災荒&rdo;下定義：&ldo;一般地說，所謂&l;災荒&r;乃是由於自然界的破壞力對人類生活的打擊超過了人類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損害；而在階級社會裡，災荒基本上是由於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生活上的損害和破壞。&rdo;如果這樣的定義是成立的，那麼，當時的災荒不正是&ldo;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rdo;而引起的麼，不正是決策者隨心所欲地改變生產關系所招致的麼。按理，當這種&ldo;人和人的社會關係&rdo;開始&ldo;失調&rdo;時，當既有的生產關係被妄加改變時，鄧拓就應該能預見到災難的不可避免；而當災難觸目驚心地降臨時，鄧拓應當比別人更加痛心疾首。在這個意義上，鄧拓比別人更沒有理由昧著良心為&ldo;大躍進&rdo;唱讚歌。
但事實也是無情的。在這幾年間，鄧拓的確是唱著讚歌。1960年7月，鄧拓做江南之行，並寫了組詩《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說：&ldo;近於病後漫遊江南，到處氣象一新，令人鼓舞。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時有所感，輒成小詩。&rdo;於是，此時其實災荒已十分嚴重的江南，是&ldo;百里千家足稻粱&rdo;（《馬山觀田》），是&ldo;人天美景不勝收&rdo;（《遊揚州》），是&ldo;建設樂園萬古傳&rdo;（《至雁盪山》）……
明白了鄧拓這幾年實際上一直唱著&ldo;大躍進&rdo;的讚歌，我們才能如實地評價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
四
對&ldo;大躍進&rdo;的讚歌，對&ldo;大好形勢&rdo;的稱頌，是與中共中央的&ldo;口徑&rdo;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並不與中共中央的&ldo;口徑&rdo;相背離，或者說，鄧拓寫《燕山夜話》，寫《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