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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公忠體國，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1919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1920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為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松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為&ldo;三&iddot;八&rdo;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於戰功卓著，被晉升為中將，成為獨擋一面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張學良躋身軍閥行列，舉足輕重，照說他會離人民越來越遠，發展下去，甚至也會象其父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大軍閥的。然而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非但沒有被&ldo;溶&rdo;過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921年的赴日本觀秋操中，他就表現了強烈的禦侮自強的精神。那時，面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理的挑釁行徑（他們故意讓他參觀甲午戰爭時日本從中國奪去的所謂&l;戰利品&r;）張學良義正詞嚴地正告對方：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甲午之戰時之中國了，並明確表示：&ldo;你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rdo;話雖如此，他仍不能不為中國的前途擔憂，並常為此向父親涕泣陳詞，力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曾沉痛地說過：&ldo;餘自十九歲參加內戰，不論勝敗如何，無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處，都看到民眾所受戰爭之苦，將士死於無意義之鬥爭，若為維護國權而犧牲，則何等光榮。&rdo;
在他寫給在日本留學的胞弟張學銘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跡說：&ldo;我們要為中華民族造福，不是為個人謀榮華富貴也。&rdo;還說：&ldo;一念同是同種，互相慘殺，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對外徵戰，則兄馬革裹屍，死無恨也。&rdo;所以他表示自己&ldo;不爭權奪利&rdo;，&ldo;絕不願成為軍閥&rdo;。1925年5月在上海發生的&ldo;五卅&rdo;慘案，使張學良深為痛惜，當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撫恤滬上此次死傷的學生，在致全國學生會電文中說：&ldo;痛我莘莘學子，竟被摧殘；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積弱之國，現象如斯；凡我國人，宜知奮勉。&rdo;並親率奉軍教導隊5000人奔赴上海，保護居民，維持秩序，慰問傷員。他鄭重表示：&ldo;至帶兵一層，因在津聞悉滬案發生後，外人尚紛紛徵調海軍陸戰隊登岸，保護治安，既在我國領土，鄙人亦不得不帶兵來滬，保護華人生命財產。&rdo;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面前，表現了一個愛國將領的英雄氣概和可貴的民族氣節。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儘管張學良從一開始就同父親走著一條不同的道路，反帝愛國的思想表現得較為明顯，但要說這是輕而易舉、或方向已經十分明確，那也不是實情。這正如張德良教授在論述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時所說的：&ldo;反帝愛國、愛民思想，反軍閥、反內戰思想是產生了，然而付諸行動，由於種種原因和條件，必然是步履維艱，迂迴曲折，而不可能徑情直遂，一往無前。例如他是兩次直奉軍閥混戰的實際參加者和指揮者，對&l;五卅&r;愛國反帝運動主張&l;衛國保民和平處事&r;，認為罷市罷工&l;徒受自己損失，希先復業，靜候交涉。&r;甚至發出佈告，言及&l;如有假借團體名義，破壞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財產，為大局之障礙，招鄰國之責言者，本軍長為維持治安計，不得不執法以繩&r;。然而這一切都是張學良沿著辯證法道路前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rdo;5
筆者贊同這個客觀的分析。並認為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進步與提高，也不會在一個早上就能實現，那末，對於象張學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