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傳序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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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透過對五代時期的後唐盛衰過程的具體分析，推論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和“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結論，說明國家興衰敗亡不由天命而取決於“人事”，藉以告誡當時北宋王朝執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力戒驕侈縱慾。文章開門見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決定於人事。然後便從“人事”下筆，敘述莊宗由盛轉衰、驟興驟亡的過程，以史實具體論證主旨。具體寫法上，採用先揚後抑和對比論證的方法，先極贊莊宗成功時意氣之盛，再嘆其失敗時形勢之衰，興與亡、盛與衰前後對照，強烈感人，最後再輔以《尚書》古訓，更增強了文章說服力。全文緊扣“盛衰”二字，夾敘夾議，史論結合，筆帶感慨，語調頓挫多姿，感染力很強，成為歷來傳誦的佳作。

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以敘史為主。作者於開篇之首即開宗明義，用一兼帶感嘆語氣的反詰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可謂立論鮮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論戰性，一反當時流行的宿命論的歷史觀。前人曾評此句是“起勢橫空而來，神氣甚遠”。文章接著寫道：“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將列舉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為論據，對上述論點加以論證。這一過渡句的運用，使論點與論據間銜接緊密自然，論點有總領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現又不致突兀。

為論證中心論點，作者並未贅述莊宗身世或伶官軼事，也未過多地列舉史例，而是從紛繁的史料中，僅選取了傳奇色彩較濃，頗具典型意義的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練的文字，沉摯充沛的感情，抑揚頓挫的語調，縱橫捭闔的氣勢加以敘述。據說，晉王李克用與梁王朱溫結仇極深。燕王劉守光之父劉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薦為盧龍節度使。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遼太祖）曾與李克用把臂定盟，結為兄弟，商定共同舉兵討梁。但劉仁恭與阿保機後皆叛晉歸梁，與晉成仇。李克用臨終時以三枝箭作為遺命，要其子李存勖為其復仇。李存勖兵精將勇，東征西討，於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劉氏父子，用繩捆索綁，解送太原，獻於晉王太廟。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敗，朱溫之子梁末帝朱友貞命部將殺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貞及其部將的頭裝入木匣，收藏在太廟裡。李存勖還曾三次擊敗契丹，為父報了大仇。但他滅梁以後，驕傲自滿，寵信伶官，縱情聲色，使民怨沸騰，眾叛親離，在位僅三年就死於兵變之中。在敘述這段史事的過程中，作者採用先揚後抑的手法，透過一盛一衰的對比，一褒一貶的抒情，給人以強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正如前人說：“敘唐莊宗處，倏而英俊，倏而衰颯。憑弔欷歔，雖尺幅短章，有縈迴無盡之意。”作者於敘事之後，又以兩個反詰句回扣主題——“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至此，對比論證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作者由敘事轉入論理，論證步步深入，立意層層遞進。從“《書》曰：‘滿招損，謙得益’”自然引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的論點。為增強這一論點的說服力，作者又將莊宗得失天下之事濃縮為一段簡潔對偶的文字，反證此論，再次透過一盛一衰的強烈對比，與篇首的立論形成前後照應，首尾呼應之勢，使此文的中心論點更加鮮明突出。文章寫至此處，作者胸臆仍未盡抒，又進一步推出“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這樣一個論點，令讀者的認識隨著作者的筆觸進一步深化，以歷史的教訓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啟迪。“憂勞”、“逸豫”、“忽微”、“所溺”皆為人事，因此，上述兩個論點，既是中心論點的深化，又是其具體化。作者於全文論證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