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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位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還都留學日本，只不過張東蓀是帝國大學，而陳望道是早稻田大學。更關鍵的是，他們都參與了陳仲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張東蓀嗤地一笑道：“看來永錫和漢俊還是那麼死心眼啊。”
嗯，永錫和漢俊都姓李，前者單名為達，湖南零陵人。後者也以字行，湖北潛江人。他們兩位不但是就職於“新青年書社”，也是那個小組的成員，更是……
反正，我們的袁大師一見到這兩位肯定扭頭就走，連手都不揮一下。
只聽老張搖著頭語氣輕蔑地道：“不過就是意見不同罷了，張某人本想找他們當面聊聊。既然不肯來，那就算了。雪帆兄，請坐吧……”
要說狂生，張東蓀確實能算得上是一號。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意見不同呢？這牽涉到當時賽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羅素……對了，“福祿泰爾”訪華。
1919年梁啟超訪歐歸國之後和張君勱（徐志摩的大舅子）、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老闆）、張東蓀、蔣百里等人創立了新學會，宗旨是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之改造，以為將來新中國的基礎。
新學社刊行的雜誌叫做《解放與改造》，後來精簡為《改造》。而後世把以梁啟超為中心的這些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個有預見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們又成立了一個講學社，則是要廣邀世界知名學者來華傳播最新知識，羅素就是他們請來的。
巧的是，胡適，陶行知和蔣夢麟的恩師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此時也在中國。講學社負擔了一部分杜威訪華的費用。
羅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蘇俄，感覺和他想象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點區別。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國，剛到倫敦就收到了來自中國的邀請。他立即出發，10月份抵達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幾場演講之後，10月26—27日，羅素應邀到了長沙名人學術講演會上作了《布林札維克與世界政治》的講演，主要介紹當時世界流行的布林什維克主義。
因吹斯聽的是，天魔傳人就在臺下當聽眾。
此時的羅素因為蘇俄的經歷對於社會主義抱有一些懷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長沙的這段旅途讓他見識到了賽里斯的落後。所以他演講中的觀點是中國應該先搞實業，再搞社會主義為好。
不得不說，天魔傳人畢竟是天魔傳人，他對此的評價是“理論上說得通，現實裡做不到”。可惜此時的他說話還沒啥分量，只不過湘江一書生罷了。
而隨羅素訪問長沙的張東蓀如奉綸音，立馬寫了一篇《由內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訓》。文中認為“中國的惟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要改變中國的狀況，惟有“開發實業”，“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並批評社會主義的宣傳是“空談主義”。
此文一發，二李，陳望道還有邵力子等人紛紛發文在《新青年》上加以反駁，最後陳仲甫也加入了進來，一場論戰就此爆發。到了今年四月份才算消停了一點。
二人落了座，點了菜，稍稍聊了幾句。張東蓀便開口問道：“雪帆兄，鴻漸先生的翻譯稿拿來了嗎？”
陳望道點了點頭，從皮包裡面拿出兩份手稿道：“一部《我的安東尼亞》，一部《嘉莉妹妹》，都是花旗國知名作者的作品。”
他們二人見面不但是為了吃飯聊天，還是來拿袁燕倏的稿子的。
張東蓀此時不但身任上海《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又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主任，還是共學社的負責人之一。
這個共學社和講學社一樣，都是新學會的子團體。共學社以翻譯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