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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文不但和王元鵝存在財產糾葛，還知道王元鵝並非艾滋病患者，這完全符合馬弘文之前對“兇手”的所有分析和推測。
但看著眼前像是在聊著家長裡短一樣的張秀文，馬弘文卻越來越迷糊了——這女人，到底是個什麼人吶？
“我一聽王元鵝不是艾滋病人，就知道他在‘住院期間，很可能會偷偷跑去‘君兮酒吧。他那人，好動、好酒，要他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裝病，不到處亂跑，還不如期待母豬能上樹。”
“我聽張培說了這些後，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還是決定再去找王元鵝談談。本來以為，他得了病，我和他之間的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他既然沒病，這個問題終究又得拿出來解決……你懂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君兮酒吧找他。結果，在那裡的第二天，他果然就出現了。”
從張秀文的這些話來看，二百五張培向她透露的王元鵝的相關情況，遠遠不止“不是艾滋病人”這麼簡單。
張秀文去“君兮”酒吧的真實目的，到底是像她說的這樣，僅是去找王元鵝協商收取部分門面租金的事，還是另有所圖？比如，去看看王元鵝會不會在“君兮”酒吧出現，從而確認張培向他透露的訊息是否屬實，進而考慮是否實施殺人行為。
從時間上來看，張秀文和王元鵝見面的時間是在6月24日，紅衣女子在“柏林國際”出現的時間是6月25日。
張秀文在“君兮”酒吧確認王元鵝並非艾滋病人，並再次和他就相關利益問題談崩後，於第二日著手實施犯罪行為，這一邏輯順序完全成立。
紅衣女子到底是張秀文字人，還是她的“幫手”？
馬弘文疑雲重重。
張秀文說的不管是不是“藉口”，都符合正常邏輯。
在馬弘文看來，張秀文這樣的人，如果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和充分的把握，就對她提出質疑，她完全能迅速拿出一套自圓其說的說辭，甚至都不用打草稿。
因此，沒有充分證據的懷疑，馬弘文不打算正面質問，而是在心底迅速盤算決定採用旁敲側擊的辦法，試圖讓張秀文在口供中自露馬腳。
“你平時，有沒有去過王元鵝在‘柏林國際的家裡串過門？”
張秀文搖搖頭：“‘柏林國際我去過，但是王元鵝家裡，從來沒進去過。”
“我離婚的時候，王元鵝還在讀大學。他當時還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裡，我住在另一處房子裡，他和我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
“但是前後沒到半年，也不知道他從哪裡聽來的閒言碎語，認為我遲早要改嫁，到時候至少要帶走他家一半的財產，去給別的男人作嫁妝。所以，很快，但凡是他家和錢有關的，他都不讓我沾邊。慢慢的，和他之間的來往也就越來越少。”
“後來他大學畢業，沒有再住公婆的老房子，而是在‘柏林國際購置了一套商品房，搬了進去。”
“早些年，他會時常帶兩個小孩出去玩，有時候還會帶回家。所以，我去‘柏林國際也是接孩子回自己家，但從來沒進過他家大門。”
這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
去過“柏林國際”，但是沒進過王元鵝家門，也就是說她對於“柏林國際”大門裝了監控裝置，以及小區內部是否有完善的監控系統這一情況，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
“你是說，後來他沒有再帶孩子出去玩耍過？這是什麼緣故？”馬弘文繼續問道。
“我剛才說過，我找他一提收取部分門面
租金的事，他就和我提孩子撫養權的事。他這想法應該是後面一兩年才有，之前從來沒提過，只要我別打他們家財產的主意。”
“大約一兩年前，他開始向我提孩子撫養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