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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道繼續說道：“在和章靜發生關係，還是和文韜等人發生關係之間，王康之所以選擇後者，其目的應當不是出於對章靜的保護，而是由於當時他已經喪失了男性功能，並且極有可能對女性已經產生了憎惡心理。”
桂瑛給李梅配的行動電話及號碼，似乎成了她和福利院之間溝通聯絡的專機。透過對其透過記錄的查詢，發現其絕大部分的通話人都是堰城福利院的領導、工作人員，或者是已經離開了福利院的一些孩子。
通話人不多，但一年左右的時間下來，通話記錄也不少。在對所有的通話記錄和通話人進行排查時，發現其中一個電話號碼已被登出。登出的原因倒也不復雜，僅是因為該號欠費已經超出了3個月。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奇怪，通話人有可能換了新的手機號碼，而棄用了原來的手機號。
根據通話記錄顯示，李梅撥出這一被登出的手機號，並與其進行通話的時間是在2019年3月29日，通話時長12分鐘。這說明，該號在此之前應當是在正常使用，在此之後才被棄用，並最終被登出。同時，這也是李梅使用的桂瑛名下的手機號的最後一個通話記錄。
此外，根據和諧小區的居民以及桂瑛的反饋，李梅在他們眼裡消失的時間大約是在“大半年”以前，這一時間點與“2019年3月29日”高度吻合。也就是說，李梅是在撥出那一通電話後，才突然消失不見，直到白土文案爆發，專案組介入，透過種種假設與反推，最後才確定死者就是李梅。
這一被登出的手機號碼極度可疑，使用其與李梅通話的人是誰？
手機號碼被登出後，一般人透過一般渠道，查詢不到原機主的個人資訊。但公安機關不屬於一般人，其查詢渠道肯定也不一般。
手機號碼被登出，即使該號不再繫結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但在運營商內部還是有相關的註冊以及登出情況。公安機關出於辦案需要，向運營商函請查詢機主資訊，運營商透過最內部的系統查詢，能為公安.部門提供該號原機主相關資料。
在專案組的高度重視下，運營商將查詢結果反饋給了段明。該號的原機主姓名為李海軍，同時還有其身份證號碼。
經查，李海軍並非福利院的工作人員，也不是生活在其中的弱勢人員。同時，李海軍和李海東僅有一字之差，這立即引起了段明的注意。透過對李海軍身份資訊的進一步調取，果然發現其證件照與王氏兄弟的一模一樣。
王安和王康、李海東和李海軍，這一對雙胞胎的雙重身份算是找齊了。但問題又來了：王安王康，分別對應的是李海軍李海東中的哪一位？
因此，在僅獲取了王安王康二人學籍資訊的條件下，李竹道再次將刑偵組一分為三，分別對王安王康曾經就讀的學校進行走訪，除了想要加深對他們的瞭解，試圖在性格上進行“遠期的”原因因素分析，尋求作案動機，同時也是將他二人辨別區分開來，將其分別與李海東李海軍對應上的需要。
隨著兩組人馬走訪資訊的不斷彙集，王安王康、李海軍李海東相互之間的對應關係也越來越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老劉反饋的王康的手機號碼和李海軍被登出的手機號碼一致，是為同一個號碼。這似乎就意味著王康應當就是李海軍。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高考畢業後和劉輝老師仍保持聯絡的，應該是王安。這兩兄弟缺少父愛。從老劉反饋的資訊來看，王安代替王康在沙市一中就讀時，曾被劉輝老師管教過。這極有可能讓王安產生了一種將其視為父親的情感。所以，王安在讀大學後仍和劉輝老師保持聯絡，在參加工作和結婚這樣的人生大事時，都會打電話給劉老報喜，這表面上看是學生在向老師報喜，實際上在王安看來，他極有可能將這視為晚輩對長輩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