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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解放後，此時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願返校求學，也不願參軍到文工團（紀律太嚴）。於是回到故鄉金堂縣城，在縣學生聯合會協助宣傳工作。後來又到金堂縣淮口鎮女子小學教書，近一個月。那時候自學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眼界頓開，立即照辦，為了「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志願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後，因已在《川西日報》副刊上發表過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說，引起了該副刊主編西戎同志（當時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況下，蒙他信任，來信約我去報社參加工作（當時都說參加革命）。我便結束了五十天教師生活，到西戎那裡報到去了。看見我不是他所估計的一個老頭兒而是一個小青年，他很滿意，一直對我極好。1951年，我編《川西農民報》副刊版兼時事版，同時發表了許多演唱宣傳品，工作很努力。還發表了與別人合寫的中篇小說《牛角灣》。該小說有嚴重缺點，在黨報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嚴厲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於有西戎關照，只批判到「企圖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現實」，「將導致亡國亡黨」為止，沒有再加碼，沒有把我當敵人看待。寫了一篇檢討文章公開發表，鬆鬆活活地我就過關了。
西戎不擺官架子與文架子，平易近人，帶我下鄉體驗生活，與我合寫東西，鼓勵我，批評我，使我獲益不淺，終身難忘。在隨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勇於批判自己的舊觀念，並在思想上與地主階級劃清界限，努力樹立革命的人生觀，覺得自己大有進步，於1952年5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以後，調至四川省文聯工作，做創作員，發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說、評論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縣三岔鄉第七村體驗生活，住村長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後農村的太平富庶與農民的快樂勤勞，至今不忘。在那裡寫中篇小說與劇本，都不成功。這年秋天又轉移到新繁縣禾登鄉新民社體驗生活，住社長家中。第二年又在這裡做普選工作，做糧食統購工作，同時寫一些東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實精神，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觀主義地從概念出發，緣著教條瞎編故事，這樣還能寫出象樣的東西來嗎！後來回省文聯到《四川群眾》做編輯工作，發表幾個短篇小說，其中《窗》一篇稍好。當時我讀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入迷，深受其影響。在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中，我也寫了兩篇文章發表，無非是順大流唱通調而已，毫無學術價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中，我也寫文章發表，並寫宣講提綱，多有強詞奪理之處，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後又把人家臭罵一頓。在此謹向胡風同志致歉！
這年寫詩《寄黃河》發表後稍有好評，乃努力寫詩。寫組詩《在一個社裡》發表後又稍有好評，便寫詩愈勤。此後才走上了寫詩的軌道，仍做創作員。幾個月湊夠了一本，交給重慶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書名《農村夜曲》，現在讀了很慚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眼界大開，詩思大涌。會後被中國作家協會安排去採訪先進生產者，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會後又求學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那是一個大出人才的學習斑。美麗的北京給我以豐富的感情燃料，覺得到處都有詩。八個月裡寫了許多小詩，又湊夠了一本，交給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剛剛被批判以後出版了，書名《告別火星》，現在讀了有些慚愧。1956年還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與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學講習所結業後，心情悒鬱，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車上寫了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