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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老家去勞動
金堂縣舊治在我的家鄉城廂鎮，距成都四十五公里。城廂鎮很大，有東南西北四條長街和幾十條小巷，還有一個破破爛爛的公園。我的童年就是在這個鎮上度過的。五十年代初期，縣治遷往趙鎮，距成都六十公里。1966年4月22日早晨，盧德銀押送我先去趙鎮，找中共金堂縣委會組織部。盧德銀進去同組織部的人聯絡，我在辦公室外面等著。過了一會，盧德銀出來，說縣上的意思是安置我在縣農場勞動，食宿皆方便，每月發給生活費二十元，還說留在縣農場有利於改造（指管得緊）。我拒絕了，要求回老家去，到社會最底層去勞動，自謀生路，自由畢竟比飯碗更寶貴。這個點子是兩千年前的莊周同志給我出的。他勸人學澤雉，寧願「五步一啄」「十步一飲」，不願「畜乎樊中」。我拒絕去農場，縣委組織部也不好強留，便同城廂鎮通電話商量，安置我回老家去勞動。於是當天下午盧德銀押送我離開趙鎮，步行折回城廂鎮去。
時在春末夏初，天氣燠燥。趙鎮去城廂鎮十五公里，沿途丘陵，多上坡路。眼看夕陽西昃，趕路心切，走得我直喘氣，內衣汗濕。想古人得意於「富貴而歸故鄉」，我乃戴著右派帽子，被押送回原籍，一副狼狽相，心情自不免棲棲皇皇，憂慮著後半生茫茫的命運，任他沿途青山綠水，也無興趣觀賞了。但又不願意露出可憐狀，招盧德銀目笑，並帶回省文聯去傳播，有損鄙人形象，我便裝出一副自我感覺良好的樣子，笑嘻嘻的，彷彿這次是我在幫助他完成政治任務似的。同時又找一些正面的話題，反帝啦防修啦國際國內形勢大好啦，同他攀談，向他說教。要講這一套漂亮的廢話，老實說吧，我的油嘴開合自如，隨便可以滔滔不絕，一點也不比別人遜色。「右派分子確實狡猾！」盧德銀也許會這樣想吧。其實我講那些廢話，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狼狽相而已，可悲的還是我！
疾步趕到城廂鎮已是黃昏時候了。巍巍峨峨的朝陽門（東門）城樓和兩翼城牆上仰啃天空的齒堞，歷風雨數百年，今己蕩然無存。好像一個人免了冠，褫了衣，城鎮的外貌被毀了，內態暴露出來，顯得醜陋。大東街仍然是那樣的大東街，路面凸凹，房屋更破敗了。我幼時求學的那一家金淵小學，黑漆龍門，石砌臺階，怎麼毫無重新整理，完整保留著昔年的記憶。停步望之，既親切又感傷，彷彿看見頑童的我背著書包從裡面跑出來。再向前走，是那一家金堂縣立中學，我也讀過，仿羅馬教堂式的大門雄壯高矗，還是民國十九年駐軍旅長楊秀春督修的舊物。中學對面，那是金剛公園，已成廢苑荒池，遠望唯見竹樹人家而已。再向前走，大東街轉向上北街，但見關門閉戶，市井蕭條。本鎮尚吃，飯館生意不錯。街上行人匆匆，想是勞動下班回家去的。我很高興，行人沒有一個認得我的。這裡雖曰我的故鄉，我卻是在成都出生的，四歲那年才隨父母遷回這裡，十六歲初中畢業後又獨自離家去成都上高中，每年只是假期回家短住，解放後又一直在成都工作。三十五歲的我僅在故鄉生活了十二年，所以這裡認得我的人很少。再向前走，一路問去，在上北街找到了要找的鎮政府即鎮人民委員會——這塊白底黑字招牌不久以後將被造反鐵拳砸碎，而用所謂的鎮革命委員會的那塊黃底紅字招牌取代之，從而帶來一場空前浩劫，敗壞黨國，殘害民眾，流惡深遠。不過此時大家都還蒙在鼓裡，誰也想不到慘變之將至。走入鎮政府大門，庭院寂寂無聲，不見人來人往，可知政簡風清，一切尚未亂套，唯有正面廂房壁上怵目驚心四個大字「聞風而動」預示著中國非大亂不可。
幾個工作人員下班，從院內走出來，一邊走一邊交談著。其中一個女的，怯生生地一驚，停步小聲喚我：「九哥，回來了嗎？」原來是我的堂妹餘勛錦，她在鎮上當會計。我說要找鎮長，她旁邊的一個瘦高個子，眼睛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