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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不清，中華的幾千年文化變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這不僅是歷史的悲哀更是中華文化的悲哀。
我們總是說我們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輝煌的歷史，而說這話的底氣是來自我們有著清楚的文字記載，這些文字的記載就是我國曆代的史官抱著為史執筆的態度一筆一筆寫下的。我國曆代均設定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中國的幾千年歷史就是在後者的筆墨下呈現給今天的我們，讓我們民族成為一個有根可尋的民族。
千年來史官雖然一直伴隨著歷史的腳步存在，但是史官的存在與其作用卻在時間的推移下有著本質的改變。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唐朝劉知幾著《史通》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果是“墳土未乾，妍媸永滅”。因此他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實，對於“史之為用”，歷代帝王心裡也很明白。不過，他們設定史官，沿用“君舉必書”的春秋傳統，並不考慮什麼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問題，目的只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流芳百世。《史記？孟嘗君傳》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侍史記些什麼？後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記述他“好客自喜”的善舉，總不會讓侍史記述他在路經趙國時，只因趙人出觀，笑稱他“乃眇小大夫”，便擊殺數百人的罪行吧。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幹歸幹，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
第二章 抱打不平（二）
對於唐朝以前的史官們就不同了。他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好傳統，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藻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