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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代表們的姿態是完全可瞭解的—工人階級儘管在政治範圍的鬥爭上暫時失利，但他們仍然不屈不撓地和反動的港英勢力抗爭，他們堅持他們最基本的權益，不容剝奪—儘管當時（以至今日），那些「既得利益階層」的利害結合，已經毫不容情地把意識形態的分野遮斷了。
在會議席上，我十分意外地發覺，單刀赴會的嘉道理，面對四、五個能言善辯的工會活躍份子，只有一個「捱義氣」替他「傳話」「通譯」的我在旁而且絲毫沒有助陣之力，但這個我日後戲稱lawrence of arabia——因為他是來自伊拉克的猶太后裔——的人物，卻不僅能應對得體，而且態度雍容、氣派堂皇之極！
嘉道理對工會代表們的處境是同情的，但他暫時幫不了忙，只能等到塵埃落定之後。他說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但大家都必須遵守。那次商討沒有結果，但嘉道理是大獲全勝了。
事後嘉道理認定我的即時傳譯十分稱職，沒有在言辭上把事情（甚至僅僅乎是氣氛也吧）鬧僵，一定要向我表示一點謝意。於是便邀約我到他聖佐治行的總部作午膳的小敘。
聖佐治行當時也是美僑會所的所在地。嘉道理和我兩人到美僑會所去享用一頓自助午餐。午餐席上他對我說了不少勉勵的話，並且慨嘆說在工業總會我可以作出很廣泛的貢獻，但到他的機構去工作就不免侷限了，儘管在待遇上會有很大的差別（這個論點從工業總會的前會長鍾士元爵士後來做了中華電力的董事可以得到印證）。我當時滿肚子是別的密圈，對他的知遇之恩一時未能感到太深的印象。
我只記得，在那頓自助午餐席上，他促請我自選菜式，並且說：「讓我們多來點叉燒。」
對於一個即使是極端開放的猶太人，在這種自助餐的公開場合，說得出這樣的話也的確是十分不容易的，即使他家的嘉道理實驗農場繁殖小豬，而且用來送給新界的農人飼養也罷。
三
幾年後，我到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工作，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喻德基教授一同主辦了一個新聞報導與社會變遷的研討會。當時邀約香港的中文報紙派人參加，參加研討會的編訪人員有邵盧善、梁儒威、潘振良、伍毓庭、馮永立等十多人，都是一時之選。專題講者有鍾士元爵士、簡麗中教授和嘉道理勳爵等。喻德基要我去約嘉道理勳爵，他十分爽脆，一口便答應了下來。
他沒有借社會變遷的角度宣揚他和他終身不娶的兄弟horace kadoorie如何獲得聲望極隆的agsaysay award的事跡。也沒有說他家在上海發跡、辦學的往事。他提到二次大戰時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營，也只不過如同提及香港早年把山路闢為馳馬徑一類的掌故而已。不知道喻德基有沒有因為他的瑣碎而失望，但我是衷心感激他之所以答應我出席研討會，純然是對我念舊之情。
從這些小事我們也許瞥見猶太人在遠東的社群的一切梗概。能否補《猶太人的世界》之不足，則又是另一回事了。
孫立川
「人間國寶」饒宗頤
那一日與饒宗頤教授有約，想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叫作「鼎泰豐」的臺灣小店吃飯，饒公卻幽默地說：「那家店已被我們吃倒了。」作為私淑弟子，我常常會因工作和學業上的事向饒公請益，而他總約我在那館子碰頭。那是個價廉物美的館子，饒公吃得很隨便，在那館子裡也常常遇見老作家吳其敏先生、羅烺先生等人，都是那裡的常客吧。
論到饒公的學術地位，有人說他是香港學界的祭酒，該坐第一把交椅；有人說他與錢鍾書先生是中國人文科學界的並列高峰，可謂北錢南饒。而更有概括性的銜頭，稱他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宗教史家和比較文化史家和國際漢學交流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