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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念歷史的，第一次知道他曾經訪問過陳濟棠、李漢魂、李濟琛、張發奎，甚至陳獨秀，然後看到他和蔡廷鍇、張大千、薛覺先等的合照，感覺上是震撼。在腦海當中，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歷史人物，我以為只在書上讀到的，怎也沒想到他們竟與我家翁在一起。在我來說，那是一種不太真實的浪漫。
我以浪漫來形容家翁的一生，是形容俠盜羅賓漢那種浪漫，充滿豪情、俠義、歷奇、此志不移，又帶點堂吉訶德色彩的那種浪漫。羅賓漢和堂吉訶德是虛構的，但家翁的一生卻是真實的。
家翁一九三九年加入香港《星島晚報》，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加入《星島》之前，他早已是任職《大光報》的成名記者，使他一舉成名的是一篇土肥原的採訪稿。一九三三年日本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二郎路過香港，事情本身就非常秘密，家翁不但探得訊息，並且有辦法登上郵輪採訪。翌日見報，當然轟動一時了。
抗日時期，家翁是個活躍的年輕記者，基地在香港，但他隻身跑遍戰地。那兒有重要戰事他就去那兒，那裡有抗日活動他就去採訪報導。孫國棟教授和多位經歷當年的長輩，談起來都認為最感人的是他採訪綏遠百靈廟的抗戰報導。家翁在新聞界素有足智多謀之稱，常常找到別人想不到的重要角度。在採訪綏遠抗戰時，除了別人看得到的戰況、中國軍民頑強抗敵的報導和戰火摧殘下民生慘情的描寫外，他觸角四伸，連垃圾堆都不放過。結果給他找到日軍留下的筆記，顯示了日本侵略中國部署之精密；證明日軍每到一地，攻略沿線的地理民情，連當地每家每戶的人口畜口，均有詳實記錄。這方面戰後很多學者從文獻可以證實，但家翁在戰時已為南方的香港讀者報導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翁姑攜同大姐紀遠和襁褓中的紀安，經韶關赴桂林大後方逃難，後又親歷湘桂大撤退，戰後才輾轉回到香港。聽翁姑講述平生經歷，是一課真實的中國近代史。
家翁那一代，真可算是苦難的中國人，經歷比翁姑悽慘的人雖比比皆是，然而像家翁那麼緊貼時代脈搏，當是少數，這與他的職業和性格有關。家翁的多年同事和老友皆稱他機警靈敏、思路縱橫、交遊廣闊、有膽有識有義氣，這是我絕對相信的，否則他也不可能採訪到那麼多的名人。特別在抗戰時期，南方的軍官將帥，無一漏於他採訪稿之外。軍政名人、文人學者，以至土匪惡霸，他都有辦法接近。
家翁親歷的精彩掌故之多，真是難以盡說，他平生引以自豪的採訪更不可勝數。不過他常常提及的，倒不是訪問土肥原或是綏遠紀行，而是幾件帶有俠客色彩的事。
其一是在翁姑逃難桂林時，薛覺先的「覺先聲劇團」也落難榕城。薛班為環境所迫，曾在香港淪陷後演過「跳加官」，難為民眾諒解，在桂林開鑼恐有問題；二則粵班到桂林演戲，也有「地頭」問題。果然開戲之後遭人恐嚇破壞，演不成。不演戲，班中兄弟炊事也成問題。家翁得悉其困境後，挺身求見當時掌管兩廣軍事，也是桂林最高管理層的李濟琛將軍，直述戲班是最無助的，淪陷後仍要演戲，本是迫於無奈。戲班從香港遠遠逃到桂林，正是抱著愛國心而不願在敵區受屈辱所致，誰料在桂林開戲謀生，又遭不法之徒搗亂，當局不能坐視不理。李濟琛深受感動，表示定要究辦搗亂者，後來更為戲班提供了一家舊戲院，經裝修後改名為國民戲院。家翁又奔走桂林報界和文化界，希望他們支援薛班，於是「覺先聲」得以順利公演。後來「覺先聲劇團」還邀他當過一陣經理兼班主，因此家翁常自嘲為「羊牯班主」；晚年每談起此事，頗為自鳴得意。
另一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那時他的家鄉中山有一名大賊，在深山野嶺擁有不少人馬，打家劫舍，為非作惡。中山縣當時的縣長孫乾與家翁頗有交往，相談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