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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他的病況已不輕，不大出門了，飲食也只靠濃湯或稠粥以爭取營養；又因剛做過化療電療，他常常還不太肯吃。一天我出差回來，他有幾位老友到家探望，我進門他又問：「有乜古仔講我地聽？」我看到桌上的濃湯完全沒有動過，就說：「您先喝了湯，我放好東西再說！」他像小孩子一樣不依：「湯我一會兒會飲，你先講出差的見聞。」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東西，於是我堅持：「您先喝湯，我再報告。」他十分不願意，但最後還是喝了湯，然後催促我講故事。
這種急於求知求聽新事物的心，當是他的老記本色。這也是為什麼他八七高齡，到去世前腦筋還是那麼活躍的原因。
阿爸另一個可愛處是開明民主，不論你輩分多低，只要講的有道理，他都會聽。他在家裡沒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許兒女自由發揮意見而不以為忤。我們在家習慣辯論，阿爸從不會以為被子女後輩冒犯，總是論理論道。阿爸擁護共和黨，佩服李光耀，而紀安則推許民主黨，我們對李光耀極有意見。閒話家常，陳家辯論政治政見，習以為常，有時外人反而看得過意不去。記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飯後如常高談闊論，戴天在旁頻說：「你們怎可以這樣對老人家呢？應該讓他一點嘛！」誰知他們父子兄弟正樂在其中。
我翁姑都極富幽默感，朋友都視與他們聊天為賞心樂事。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與翁姑笑談舊男友的往事，就可體會到他們的開明，就不說他們的年紀，不論他們出身於舊時代舊文化，翁姑的開明民主，能容納不同的意見，就以新一代的標準也是少見的。
認識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關心政治和世界大事。這除了是記者和報人的觸覺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於他的愛國情懷。他那一代人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見證，在殖民地的澳門和香港生活過，而那些年頭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壓的，他深深體會到國家積弱不能出頭，人民就會受苦。他也親曆日本侵略中國，遍地生靈塗炭的慘痛。抗戰時期，他的愛國還是付諸行動的。在今天看來，阿爸是一個極端的愛國主義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國主義者。他與子女常常有政見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極崇拜他的，雖然他的政見極端，但子女都為有位愛國的父親而驕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侖的凱撒醫院，留下他一生的傳奇故事，以及我們對他永遠的思念。
這篇文章還未動筆阿爸就過世了，這是我對他最後的抱歉和遺憾。文章寫成，也是我對他最真誠的敬禮。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
「雲姊姊」和《新兒童》
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夏天，在香港中環大會堂低座的小餐廳裡，我陪母親黃慶雲應約而至，等待著我們的，卻是素未謀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們，她是半個世紀之前的《新兒童》讀者，童年時居於香港，求學時去了美國，一直心儀《新兒童》的主編「雲姊姊」，並且曾經和雲姊姊透過信，又向《新兒童》投過稿，發表過學生作文……她這次和丈夫到香港，其中一個想達成的願望，就是和童年的「偶像」雲姊姊見面，傾談。
當我和母親走到那張預訂的餐桌，便看見一對頭髮花白的夫婦滿面笑容地站立起來，雙手伸向母親，動情地叫著：「雲姊姊，您可好？我就是您的讀者xxx呀……」
其實，像這樣的情景，我也會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場合看見。母親當年主編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本兒童文學半月刊《新兒童》，以「雲姊姊」的筆名寫稿，又設立了和小讀者聯絡的「雲姊姊信箱」，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的編者和讀者，都已年華漸老，但「雲姊姊」和《新兒童》的魅力，還是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