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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寫作的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就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開篇的楔子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首《踏莎行》。至八月初，該部長篇連載完畢。
這一篇小說以十九世紀末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作為歷史背景，梁羽生想寫一部歷史的悲劇。他未曾料到，這個恍如急就章形式趕出來的武俠作品卻立即成為流行小說。《新晚報》因此銷量猛增，趕上了老對手《星島晚報》。而《龍虎鬥京華》居然馬上成為街談巷議、人人爭讀的流行小說，其鋒頭竟然蓋過了唐人寫的《金陵春夢》，頗有“到處逢人說項斯”的現象，連梁羽生的好友舒巷城也向他打聽梁羽生究竟是何方神聖？而盜印本則在書未結集正式出版前就已氾濫於市場。同時，國外的中文報紙也爭相轉載，首先是泰國，其後是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俠文學之風”。許多大報一看如此，馬上跟風增加武俠小說，參與寫作的人越來越多。一年多之後，金庸終在羅孚、梁羽生的動員之下初試啼聲，結果一炮而紅。《書劍恩仇錄》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以致時至今日，梁羽生常說的一句話是：“我雖開風氣之先，但金庸後來居上。可是，我是全世界第一個知道他會寫武俠小說而且一定會寫得好的人！”
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作於一九五五年中，也是採用舊式章回體的寫法，用回合，下文之前有詩詞，作為開篇詞用的是辛棄疾的一首詞《賀新郎》。這一部長篇也是於《新晚報》上連載了二年的，結果是一寫寫了十七年，至1972年才封筆，共創作十五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篇幅較長，是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和梁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龍蛇傳》之和。因文采斐然，情節峰迴路轉，結果一發表就大受歡迎，與梁羽生的其它武俠小說互為犄角，一時瑜亮。形成了一個氣勢。
梁羽生在寫完《草莽龍蛇傳》之後本不想再續寫下去，然而報社不同意，讀者不放過，他自己也入於其中，不能自拔，越寫越著迷了。香港的《週末報》來約他再寫一部武俠小說，梁羽生因為《龍虎鬥京華》屬倉促披掛上陣，不大滿意這部處女作，所以就應承了《週末報》之邀，寫出了一部較短的小說《塞外奇俠傳》，其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頌女英雄飛紅巾的民歌。他試圖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不用回目詩為新式標題，同時嘗試用新文學的手法，將人物的矛盾衝突不是放在武的上面，而是在情字上做文章。在飛紅巾、納蘭###（滿洲貴族）和楊雲驄的三角戀情上大做文章。梁羽生認為這一部寫得比較有文學性，比《龍虎鬥京華》好一些。
兩年之後的1956年，梁羽生又開始寫《七劍下天山》，當時《塞外奇俠傳》尚未寫完，而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也約略寫到一半多一點。梁羽生受美國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響，想以西方文學的技巧來寫武俠小說，他至今猶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小說中第一次運用弗洛伊德有關潛意識的心理學說來為書中一個人物桂仲明解夢。這也是武俠小說界第一次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及手法吧！論者常指出中國的傳統小說向來缺乏詳細的心理描寫，新文學作家就將西方文學擅長的“意識流”加以張揚，以此批評中國傳統小說的缺陷，誠為切中要害之言。確實如此，中國傳統小說長於敘史、敘事，疏於細膩的心理及細節描寫，尤其缺乏心理活動的描摹。然而，在中國戲劇文學中卻歷來傳承有十分精彩的心理活動的表現手法，在大段的唱唸中表現角色的內心衝突、苦悶、心靈掙扎，與西方戲劇中的獨白正相合。魯迅的第一篇現代小說《狂人日記》就是以“狂人”的心理活動來大做文章的，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區別於傳統小說的一大新的表現手法。梁羽生此舉也代表了新武俠文學家想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窠臼而作出的一種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