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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得到國家元首的邀請，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在過去，如果事關重大，統治者們也許會直接下達任務。而在今天這樣複雜、不受個人感情左右的有組織的社會當中，這樣的直接接觸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很可能‐‐雖然這也是猜測，阿弗納當時無法知曉這一點‐‐戈爾達&iddot;梅爾選擇，或者接受別人的建議選擇這樣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是為了強調這個要求是多麼不尋常。她自己也許已經感到‐‐當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納感到‐‐以前從來沒有讓以色列士兵做過要他做的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許就是，以色列人對於暗地裡的暴力行為總是有一種矛盾心理。確實，在洛德和慕尼黑慘案發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詐和反顛覆方面一直是孤軍奮戰。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隊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後，他們用包裹炸彈炸死了陸軍上校哈費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兩個負責敢死隊恐怖活動的情報官員。在以色列，這樣的行為比在其他大國更具爭議。那些大國‐‐不僅是蘇聯、美國和英國‐‐為了國家的利益總能接受使用某種武力：這是以色列從來不敢苟同的。持證殺人的特工還沒有被以色列人(或猶太人)接受。
戈爾達&iddot;梅爾在場的第二個原因‐‐阿弗納當時也不知道這一點‐‐也許是由於&ldo;穆薩德&rdo;的內部政治鬥爭。1972年夏天，扎米爾將軍因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樣的恐怖襲擊，心理上蒙上了一層陰影。軍事情報專家阿哈龍&iddot;亞瑞弗將軍被任命為&ldo;恐怖主義事務特別助理&rdo;，據說拿走了老闆對&ldo;穆薩德&rdo;的部分控制權。亞瑞弗是戈爾達&iddot;梅爾最喜歡的人，她這次出面也許就是他建議的‐‐或者扎米爾將軍自己堅持要他出面的，以此來向總理表明，作為&ldo;穆薩德&rdo;的頭頭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義已成為一個最大的威脅，正在逐漸侵蝕民心。
透過車窗，阿弗納仍然可以看見沙龍和扎米爾站在大門外，儘管聽不見他們的說話聲，卻能看見他們的手勢姿態。他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放鬆下來。數數似乎是最好的放鬆辦法。慢慢地，他什麼也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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