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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的幾年中，喬納斯親臨歐洲和中東考察，並在當時被稱為&ldo;鐵幕&rdo;下的兩個城市裡待了一段時間。他跟那個人頻頻在世界各地見面，並在後者的指引下，先後採訪了六個人。同時他還採訪了很多專家、官員和其他有關人員。經過對暗殺現場的實地考察和一系列採訪之後，喬納斯認為那個人的故事大體是真實的。至於那個人為什麼願意把這段經歷講出來，喬納斯猜測，一半是為了錢，一半是為了重溫往日的興奮與刺激。

在2005年版的《天譴行動》中有那個人，即&ldo;阿弗納&rdo;寫的一個前言。前言中沒有刻意去證明他的故事的真實性(好像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倒是目前越來越猖獗的恐怖活動，讓他十分憂慮。他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己執行的那次任務。他說：恐怖分子溜進奧運村離現在已經有三十三年多了。他們在那裡製造了慕尼黑慘案，殺死了十一名參加1972年奧運會的無辜的以色列運動員。他還說，在慘案之後的幾十年中，他經常反思以色列當時讓他和另外四個人去歐洲尋找並暗殺據說策劃了這次慘案的十一個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正確。遺憾的是，這個問題就像那次任務一樣，非常難以回答。

無論&ldo;阿弗納&rdo;的故事真實與否，都不影響它成為一個精彩的復仇故事。尤其是故事中展示的復仇者們的困惑，更是值得人們深思。在人類歷史的悠悠長捲上，復仇曾普遍並且長期存在。儘管在當今社會復仇已經受到國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復仇為主題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讓今日的人們深深感動，如古希臘的《安提格涅》、《赫庫帕》，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以及近代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在中國，復仇甚至是受傳統道德倫理認同的。有仇不報非君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血債要用血來還，諸如此類的成語、諺語不僅記錄在我們的詞典中，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裡。無論在西方文化中還是在東方文化中，復仇者曾經都是與英雄畫等號的。而在《天譴行動》中，復仇的目的和意義卻遭到了復仇者們的質疑，他們在殺死一個又一個恐怖分子之後，不僅沒有感到勝利的喜悅，更沒有為國效力的神聖感，而是莫名的恐懼以及久久揮之不去的困惑。正是這種困惑，使復仇者們不是走向了毀滅，就是變得惶惶不可終日。

故事由兩條線索組成：一條是突擊隊的復仇行動。1972年9月5日，八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潛入慕尼黑奧運村，殺害了兩名以色列運動員，並抓獲另外九名作為人質。在隨後的解救行動中，九名人質全部被恐怖分子殺害。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戈爾達&iddot;梅爾隨即命令特工組織&ldo;穆薩德&rdo;實施報復。於是，一支由五名特工組成的突擊隊成立了。一場血腥事件剛剛結束，另一場殺戮就要開始。以色列政府要向巴勒斯坦人實施報復。突擊隊的任務就是暗殺以色列政府確定的與慕尼黑慘案有關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任務結束時，突擊隊幹掉了名單上的五個恐怖頭子，與其他突擊隊聯手幹掉了另外三個。剩下的三個人，一個自然死亡，兩個被暗殺。被暗殺的兩個人，是否為&ldo;穆薩德&rdo;所為不得而知。

另一條線索是特工們在復仇過程中所經歷的心理上的變化過程。具體地說，就是他們在從一個追殺恐怖分子的刺客到變成一個被恐怖分子追殺的目標的過程中，從光榮領命到徘徊迷惘直至走向毀滅的心理變化過程。小說除了入木三分地描寫了復仇者們殺人時的殘酷、冷漠和精確之外，還真實地、細緻入微地記錄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倒下去之後在他們心理上的反應。尤其是主人公阿弗納的心理活動，猶如一條在巨浪中顛簸的小船，此起彼伏，貫穿故事始終：恐怖主義固然可恨，但以暴易暴(所謂的&ldo;反恐&rdo;)、&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