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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的那個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這些年裡聽說的知青情變故事,一一浮上心頭。最初的構思逐漸在我心頭萌動著,一些人物開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這全都是西雙版納這塊神奇的土地帶給我的。直到今天我還和西雙版納保持著聯絡,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納州人民政府授予我為&ldo;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榮譽州民&rdo;,說我的創作對西雙版納州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殊不知,《孽債》的創作本身,也從西雙版納這塊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養料。說著說著似乎離題了,至於《孽債》具體的藝術構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著談。
(2001年2月)
《孽債》最初的&ldo;單線條&rdo;(1)
這是一個取單線發展的故事。
從一開始,我只想將這一題材寫成線型結構的長篇小說,並且可以寫得一點兒也不拖泥帶水。
可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貴州,接觸過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內的眾
多少數民族;尤其是在民族節日期間,少數民族的姑娘們穿上精心縫製的服裝,戴上頭飾,去街子、花場上跳蘆笙、趕街的時候,我常常會突發奇想,要是這麼一個純情樸素的姑娘,走進上海市民擁塞的弄堂,走進一個平靜的三口之家,會是怎麼一個情景?
也許是多次這麼想過,到構思《孽債》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這樣俏麗的一個小姑娘,到上海來尋找她的生身父親的情節。
這是長篇小說的&ldo;核&rdo;。
所有的亮點都隨著這一個&ldo;核&rdo;在閃爍,在躍動。
以後所有的故事和情節的展開,都隨著這一個&ldo;核&rdo;在轉動。
有了這一點想像,其餘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夠騰躍起來,能夠飛起來。
小姑娘到上海,尋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呢?
是沈若塵這樣的父親。他曾經在版納呆過,和美霞的媽媽有過戀情,有過婚姻,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過去。也正因為此,才有了美霞。他現在是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是一位雜誌社能幹的編輯。為什麼恰恰是編輯職業而不是其他職業呢?原因只有一個,我對這個職業的工作很熟悉。當作家之前,當了作家之後,我一直在與各個年齡層次的編輯打交道。整個80年代的後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學雜誌社出任主編,和各式各樣的編輯們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塵當的是一本社會型雜誌的編輯,這樣便於&ldo;他&rdo;更多地和社會各方面的人士接觸和打交道,為的是在行文時更加自如一些。長篇小說的寫作總是這樣,不可能構思得面面俱到,寫著、寫著,會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東西冒出來,把自己筆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緊,反而會束縛了手腳。《孽債》已經是我的第21本長篇小說了,不敢說有多少經驗,失敗的教訓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親沈若塵,必須還得給沈若塵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樣,安排一個家。也就是說,他回上海以後,又結了婚,有了一個兒子,寶貝兒子。於是就有了梅雲清和兒子焰焰(電視劇中為叫起來爽口改成了&ldo;揚揚&rdo;)。
在產生最初構思的同時,我就想過,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寫成是社會上的好人,或者說是正常人。決不把一些不好的習性和脾氣按在某個我不喜歡的人物身上。&ldo;好人&rdo;和&ldo;壞人&rdo;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看電影時就養成的欣賞習慣。社會上確實是有好人和壞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壞的壞人。但在文學作品中,讀者更希望讀到的是具體的人,活生生的人。簡單地說,即使是寫好人和壞人,也得寫出他為何好,或是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