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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央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爾濱有一處共產國際遠東地區的秘密聯絡站，確切地說是蘇軍總參情報部的秘密機關，所有往返中國的情報人員，都必須在此報到，轉接關係。負責人是位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iddot;西伯勒爾，運送鉅款的任務就交給他來完成。
為了安全起見，西伯勒爾將薄薄的鈔票捆兒分散地放在各個口袋和一條專門縫製的貼身腰帶裡。可以說西伯勒爾渾身都是錢。
當時，在哈爾濱還有一個叫奧託&iddot;布勞恩的德國人。此人，便是後來派到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
布勞恩受共產國際（實際為蘇軍總參情報部）的委派，前往東北進行對日情報偵察工作。由於偽滿洲國成立，日偽加強了對抗日武裝的&ldo;討伐&rdo;，布勞恩無法開展工作，只好輾轉到哈爾濱，在西伯勒爾的聯絡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幾個月。由於布勞恩到東北後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上級嚴厲地批評了他，為此布勞恩在哈爾濱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如今，他聽說西伯勒爾要去上海，強烈要求和西伯勒爾同行。西伯勒爾考慮，兩個人上路能互相照顧一下，便答應了布勞恩的要求。
兩人坐上了開往大連的火車，在傍晚時分到達新京（長春）。第二天，火車繼續南駛，到達大連後，兩人換乘一艘日本客輪前往上海。
兩位送錢的德國共產黨員（應該是一位，布勞恩不知道送錢一事）圓滿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艱巨任務，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
西伯勒爾返回了東北，而布勞恩則滯留上海不歸。儘管共產國際對布勞恩此舉十分不滿，但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阿瑟&iddot;尤爾特卻替布勞恩說了不少好話。不久，布勞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萬美金，方文便遣柳憶遙前去交易。很快柳憶遙把一個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了方文。上邊寫了兩行外國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認識俄文，難辨真假，只好儘快交給了佐爾格。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小包，並對他說：&ldo;貨是真的。這是貨款，望速付對方。&rdo;
貨款交給對方後，國際進步勢力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
1932年5月，國民黨軍事當局迫於種種壓力，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諸如，中國法院審理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違反中國有關法規；法院不允許被告聘請外籍律師、阻止律師瞭解案情；嫌疑犯被關押一年超過了中國法律允許的時限；被告被關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監獄裡轉換，遭受非人待遇；開庭審理時公訴人拒絕向法庭出示證明被告有罪的物證和人證。當牛蘭夫婦以絕食相抗爭而處於昏迷狀態時，南京&ldo;第一模範監獄&rdo;監獄長鄺寬請來美國醫生協助他們強制犯人進食。當法官李勉同意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牛蘭夫婦時，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卻以&ldo;違背法治原則&rdo;為由橫加阻撓。所有這一切由法國路透社、德國新聞社、上海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中外傳媒的連續報導很快傳播全球，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iddot;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公開呼籲營救牛蘭夫婦，抗議國民黨當局。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由瑞金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並以釋放蘇區所有帝國主義傳教士作為條件。
193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