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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則不然,他表面上淡泊寧靜,與世無爭。實則在他的內心深處,愛國熱情時時澎湃激盪。他的學術研究,詩文創作,無一非此種熱情之流露,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璜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近年曆閱學術界之紀念陳氏者,大抵集中於其用力學問之勤、學術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後來寫出吊王觀堂(國維)先生之輓詞而能哀感如此動人也。汪榮祖:《史家陳寅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6頁。

李璜這一段話是極有見地的。我於寅恪先生對王靜安之死的同情,長久不能理解。一直到最近,經過了一番學習與思考,才豁然開朗。他們同樣是熱愛中國文化的,一種倫理道德色彩滲透於其中的深義的文化。熱愛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是愛國的一個具體表現。兩位大師在這一點上“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靜安之死才引起了寅恪先生如此傷情。

寅恪先生在政治上是能明辨是非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沒給他留下好印象。1940年,他到重慶去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見到了蔣介石。他在一首詩《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中,寫了兩句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據吳雨僧(宓)先生對此詩的注中說:“已而某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某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故有此詩第六句。”汪榮祖:《史家陳寅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840頁。

寅恪先生對共產黨什麼態度呢?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中講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對他說,他贊成muni*(共產主義),但反對Russian muni*(俄國共產主義)。這個態度非常明確。在過去某一個時期,這個態度被認為是反動的。及今視之,難道寅恪先生的態度是不可以理解的嗎?

此時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學任教。我所謂“此時”,是指上面談到的中央研究院開會之際,日軍正在南太平洋以及東南亞等地肆虐。日軍攻佔了香港以後,寅恪先生處境十分危險。他是國際上著名學者,日寇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日軍曾送麥粉給陳家,這正是瀕於斷炊的陳家所需要的。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寧願餓死,也決不受此不義的饋贈。又據傳說,日軍饋米二袋,拒不受,並寫詩給弟弟隆恪,其中有“正氣狂吞賊”之句,可見先生的凜然正氣。不愧為乃祖乃父之賢子孫,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1)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迎來了解放。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寅恪先生不反對共產主義。北京解放前夕,為什麼又飛離故都呢?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苛求於人。我的上一輩和同輩的老知識分子,正義感是有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少。國民黨所作所為,他們親眼目睹。可是共產黨怎樣呢?除了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以外,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還是個謎,我們要等一等,看一看。有的人留在北京看,有的人離開北京看。飛到香港和臺灣去的只是極少數的人。寅恪先生飛到了廣州。等到解放軍開進廣州的時候,他的退路還有很多條,到臺灣去是一條,事實上傅斯年再三電催。到外國去,又是一條。到香港去,也是一條。這幾條路,他走起來,都易如反掌。特別是香港,近在咫尺,他到了那裡,不愁不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他卻哪裡也沒有去,他留在了廣州。我想,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熱愛祖國,而這個祖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廣州,寅恪先生先後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人的關懷照顧。但是,在另一方面,解放後幾十年中,政治運動此伏彼起,從未停止,而且大部分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什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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