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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愚同來說當領導其實已不再陌生，但他還是覺著自己在學著當個領導。 只是現在每天要起得比過去早了，這倒也好。 六點多起床，做好早飯，七點吃完後，他開車就走了，一般20多分鐘會到達學校。 進辦公室後放下東西，倒杯水，抽根菸，然後他會到校園轉一圈，有時也會到教學樓或宿舍去看看，然後就回辦公室。一般上午沒有課，下午有節歷史課。政教上有事主任會來給自己說，或辦公室會把相關檔案傳來，需要安排的事，他會叫來主任安排一下，需要別的處室配合的事，他也會把幾個主任找來說一下。 然後就是很隨機的事了，要麼校長叫去說個事，要麼安排一個什麼會要去開，要麼有什麼活動要參加。什麼有關學生的事要協調，要處理，或有什麼事同校長商量、彙報、請示。如果沒什麼事了，他會在房間看看書或思考什麼問題，或找人說個事，上午時間過得很快，中間還有個大課間，到11點半左右，已是吃午飯的時間了。 午飯後抽根菸，同老師們聊些天，也會回房間休息一會兒。下午上節課，又忙些雜事，就到了下午活動課時間，再後就是晚飯了。如果不值班也沒事兒，他會回城裡。當然走前會同校長見個面，或者校長有事已早走了，自己就同其他帶班領導打聲招呼，一日很輕鬆的。 一個學校終究不大，需要解決的問題並不多。特別很多問題是內部的，就更好解決了。在這個校園中，自己還是自由的。當然與過去相比，生活變的簡單和封閉了，至少是與外界的聯絡少了許多。 在學校做個副職權力是小了，可責任也小了，你不必為學校的方向，發展等根本性的問題太費腦筋。 事實上，在這種現行體制下，一個校長並不如人們想的那樣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很多事情只是隨著大流向前，能改變的只是很小的區域性。 對於學生和老師所能用的管理手段也就那麼幾種，而且這些手段也有明顯的體制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體制內的學校不是開放性的單位，它一般既壞不了也消亡不了，也沒有無限發展壯大的可能。 對一所高中而言，升學率、考大學是它最根本的事情，但恰是這些最根本性的事情目前的體制和制度已規定好了你發展的天花板，你是不可能帶著學校走到這些天花板以外的。事實上，在愚同看來，投靠朝廷本身就決定了你的發展，因為你所在單位的發展是與這國家息息相關的，你只是國家這臺大機器中的一環，而學校更是附屬性的最基層的一環。 如此，你既不能有方向性的突破，也不會在方法、形式上有根本性的創新。所以讓學校平穩執行，讓一級級學生相對健康成長，讓能考上大的學生，儘可能地到高一級學校去學習，就是你大體能做的事情。 所以李愚同到東城高中後，一個切實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生活徹底安靜了許多，偶爾局裡或市局檢查的人來後會說起上面的一些事，但愚同對所謂上面的事也少了過多的興趣。 一般情況，對於縣局和市局他已很少提起，每個地方都有生活也都有意義，只要你找著了，這個地方就可以安身立命了。 要說有什麼不好，就是除了呆在學校，你無處可去。周圍是農村和工礦，辦個什麼事都要到城裡，不能如在機關時邊上班也可以辦不少的私事。當然，對他來說，要走也自由，打聲招呼也可以，只是到底要開車離校的，而事辦完了也要回來的，所以能不離開就不離開。 這不離開的時間長了，自然會有種寂寞。而學校具體的工作更是比不了在機關那種宏觀的決策和安排部署。機關那種宏觀的工作會給人一種錯覺，總覺得自己在掌控著什麼，在決定著什麼。只現在回頭想想也不過就是工作的一個流程，並沒有多少重要。 相反，愚同自己做著副校長時卻羨慕那些可以集體辦公的老師。一群人在一個辦公室，有說有笑的，既相互幫助又相互厭棄，一起說學生，一起議論學校，國家，也談汽車，美容，旅遊和美食。 細想，那種教師的生活也充實，或更真實。 自己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