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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紀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紀末至前11世紀初，但在夏代很長時期內，商人已立足於豫、魯、冀之間，選擇近水源宜於農耕的河流兩岸或沼澤邊緣建立聚居點。隨著人們治理和改造自然環境能力的加強，以及已開發地帶的有限地域空間所能承受人口持續增殖的壓力，居地仍維持在侷促地理範圍內，就逐漸變得不太現實，商人活動視野開闊，這方面不能不說是重要促發動因之文獻稱商人&ldo;不常厥邑&rdo;，《尚書&iddot;書序》說商建國前，&ldo;自契至於成湯八遷&rdo;，建國後自湯至於&ldo;盤庚五遷。&rdo;通謂前八遷是1：
一、契居蕃（山東滕縣）。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縣南槐河）。
三、昭明又遷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遷東都（山東泰山下）。
五、相土復居商丘。
六、上甲微遷殷（河南安陽）。
七、殷侯（在夏孔甲時，不詳何人）復歸商丘。
八、湯居毫（山東曹縣）。
這一時期的遷徙活動範圍，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魯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帶，位於&ldo;有夏之居&rdo;的東偏北部，其東南方是夏代東夷之淮夷所在。商人遷徙距離有時相當遠，如相土時的兩次遷居，直線距離足有500裡以上，《商頌&iddot;長發》稱&ldo;相土烈烈，海外有截，&rdo;從豫東進迫東部濱海地區，開闢新的生物圈的動意是顯而易見的。原居地環境的侷促，限制了商族的發展，導致這類屢屢的遠徙遷居，積極向外開拓新地。
不過，東部地區早在龍山時期，人口增長速度已遠居中原之上，由考古發現的遺址規模面積比較中可見一斑。河南安陽後崗城址，總面積達10萬平方米左右2。新發現的山東鄒平丁公城址，面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3。山東章丘城子崖下層城址，面積約20萬平方米，其中層的嶽石文化即相當夏代的城址，面積約17萬平方米1。&ldo;建城稱地，以城稱人&rdo;2，人口之眾可以想見。相反，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山古城，規模面積遠遜一籌，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才34萬平方米3，郾城郝家臺城址只有19萬平方米4，登封王城崗城址僅僅為1萬多平方米5，人口顯然要少。東部地區人地關係的矛盾遠比中原地區來得嚴峻，故商人拓地中，與上著部族爭奪生物圈的鬥爭十分激烈。《竹書紀年》記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ldo;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rdo;，為當地部族所不容，被殺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書紀年》還記夏代不降時，&ldo;殷滅皮氏&rdo;而佔據其地。說明人地關係的矛盾，甚至激發了部族間生死存亡的領地之爭。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商湯滅夏，建立國業後仍不息。
商代有前後五遷，立過六都，如下：
一、湯居西毫（河南偃師商城；一說鄭州商城）。
二、中丁遷隞（河南鄭州商城；一說鄭州西北石佛鄉小雙橋商代遺址；一說鄭州滎澤敖山；一說陳留浚儀；一說山東洙、泗上游）。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內黃）。
四、祖乙遷邢（河北邢臺）。
五、南庚遷奄（山東曲阜；一說河南安陽東南）。
六、盤庚遷殷（河南安陽殷墟）。
成湯立都西毫，是由東詛西推進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為行動原則，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單純爭奪別族生物圈而常傷及自身的教訓，努力爭取四方異姓國族的擁持，以壯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紀》稱&ldo;湯修德，諸侯皆歸商&rdo;。《墨子&iddot;非攻下》說：&ldo;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