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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正月，日本借清軍在朝鮮平叛時擊傷日兵一事，派伊藤博文赴華交涉。太平天國政務院任命秘書長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在天津與伊藤博文談判。在首次會談中，伊藤博文無理要求：太平軍從朝鮮撤軍，懲辦打傷日軍的太平軍官兵，對受害日本商民予以賠償。當時，太平軍駐朝鮮人數達一千多，而日軍駐朝鮮僅一百多，太平軍在人數上佔據絕對優勢。伊藤博文為了讓太平天國政府儘快妥協並達成協議，毫不掩飾地發出威脅稱，如果太平天國政府不撤軍，那麼日本將會大規模向朝鮮增派軍隊。在這場緊張激烈的談判中，李鴻章展現出堅定的民族氣節和毫不動搖的立場。他以正義凜然、言辭犀利的態度回應道：“朝鮮乃是太平天國的藩屬之國，太平軍駐留於自家藩屬國內，這跟貴國毫無關聯！”面對日本方面對太平軍在平亂期間誤傷其士兵的指責，李鴻章堅決否認，並多次強調：“經過我方深入調查，此事責任不在我方，純粹是由於你們日本士兵無端阻撓我方平定叛亂所導致的惡果。至於所謂平叛行動中傷害日本商人百姓一說，更是毫無事實依據，純屬貴方一面之辭罷了。”憑藉著如此強硬的態度和充分的理由，李鴻章將日本提出的所有賠償要求一概否決。
時光匆匆，轉眼間來到了 1886 年。此時此刻，日本依舊不遺餘力地尋找著各種各樣的理由和藉口，試圖謀取在朝鮮半島的實質性利益。特別是在經歷過 1884 年那場驚心動魄的"甲申政變"之後，日本國內對於與中國開戰的呼聲愈發高漲，如洶湧澎湃的浪潮一般此起彼伏。面對如此緊張的局勢，朝鮮統治階層中的一部分人憂心忡忡，他們深知戰爭帶來的將是無盡的災難和痛苦。為了規避中日之間可能燃起的戰火，這些人開始絞盡腦汁，思索應對之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們最終決定向強大的俄國尋求庇護。與此同時，朝鮮王室也逐漸受到了民族意識覺醒的衝擊。儘管表面上看起來，他們似乎依然效忠於中國，但實際上，他們早已不再是純粹意義上的"事大黨"（指侍奉大國）。國王高宗心中時常湧起一種屈辱感——他覺得自己統治下的這片遼闊土地竟然要屈從於中國，實在令人羞愧難當！在他內心深處，一直渴望能夠掙脫中國的束縛，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
而投靠俄國，無疑是達成此目的的不二之選。如此行事，不但能夠助朝鮮掙脫中國的桎梏，更可依仗俄國之力保家衛國、護佑子民安定。至此，一出波譎雲詭、撲朔迷離的政治角力正式拉開帷幕彼時之俄國與朝鮮，皆處風雲變幻之際，時代洪流滾滾向前，二者國情亦隨之跌宕起伏，而正是這些因素，為雙方的“結盟”構築了堅實根基。俄國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綜合國力日益強盛，其疆域不斷擴張，於遠東地區之影響力亦與日俱增；反觀朝鮮，則因日本之侵略及清朝之衰落等緣由，陷入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境。在此種形勢下，朝鮮欲尋強國庇佑以求存，而俄國則欲藉機拓展其在遠東之勢力範圍，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然這場看似天作之合的聯姻，實則暗潮湧動，利益糾葛錯綜複雜，其中牽涉甚廣，稍有不慎便可能滿盤皆輸。因此，朝俄雙方皆需謹慎籌謀，方能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棋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穆麟德於 1882 年末接受了太平天國政務院的任命，擔任朝鮮外務督辦兼總稅務司一職，掌控著朝鮮的外交事務和海關權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早已被沙俄所收買，淪為了俄國“南下政策”的傀儡。在內政方面，穆麟德不斷向高宗和閔妃鼓吹“引俄拒中”的理念，試圖讓他們相信只有依靠俄國才能抵禦來自中國的威脅；而在外事活動中，則暗地裡撮合朝鮮與俄國之間的接觸。1882 年《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署之後，俄國駐華公使伊格提那耶夫曾經懇請太平天國政務院秘書長李鴻章出面調解朝俄建立外交關係，但李鴻章洞悉俄國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