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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依舊是從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臉面，重義氣。一座城市不會因缺了一家電影廠的答謝就變臉就陰陽怪氣。您不來答謝畢竟不能說您犯了錯誤：雙方並沒有定下答謝的合同。
可是，地委書記何以要陪你們進山呢？市長何以要連條標語都照顧到呢？那維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們汗流浹背呢？縣招待所所長為什麼不乘機跟你們大講特講經濟效益——能接待偌大個攝製組的在縣滿城可只此一家。至於市委宣傳部，那更不是一個專供電影廠汽油的機關。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滅的人情吧。
我曾經想勸觀眾別去看《村路帶我回家》，即使只賣出一個複製又與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屬於我的那份稿酬。但這樣做未免顯得小氣。於是我還要藉此作一個小小的廣告：請看彩色寬銀幕故事片《村路帶我回家》吧，票價五角，比買一串糖葫蘆還便宜。
因為這電影裡確有保定的魅力。
歲末我期待著，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 早春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羅丹作品要來中國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獄之門》，他的《青銅時代》，他的《加萊義民》，他的《吻》……這些作品將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羅丹的國家法國，在巴黎瓦雷諾大街的羅丹博物館，當座落在庭院內的《思想者》被一輛藍色大吊車長長的吊臂輕輕吊離基座裝進木箱時，數百名法國藝術名人默默注視著他，無數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一齊對準了他的緩緩升起。他們為他送行，他們都知道，這座巨大的銅像斑駁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這裡以來，從未離開過故鄉。現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遠足。他初次遠足選定的目標便是東方的中國。
把法國最偉大的青銅作品介紹到具有偉大的青銅文明的古老中國，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了。這又彷彿是羅丹生前的一樁心願，因為神秘的東方藝術也曾經給過他強烈的震撼。
於是我便乘火車去北京看羅丹。
小時候我就看過羅丹，當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兩件作品給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寬大睡袍，顯出任意散漫著的巴爾扎克；一件是筋肉鬆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經很不明白為什麼羅丹要將兩位大作家弄成這樣。在孩子的眼中，他對他們二位顯得太隨意了。成人之後才發覺羅丹是多麼坦率的對待了他這兩位法國朋友，而他這兩位朋友又是多麼坦率地要求羅丹把他們弄成這樣。有本書中曾經提到，巴爾扎克認為羅丹只有把他弄成這模樣，他才是真正的巴爾扎克。於是至今每當人們提及巴爾扎克和雨果時，我眼前掠過的首先不是他們的著作，而是羅丹手下的那個「他們」。我想這便是他們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識與見地吧，是這種卓識和見地掠奪了觀眾的記憶。羅丹具備這種掠奪觀眾記憶的力量，他掠奪了我的記憶，他在我心中就日漸偉大起來；他佔有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裡便永遠有了羅丹。
春風和煦，陽光明媚，我在中國美術館門前安靜地排著隊等待購買門票。長長的隊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順和與規矩，似乎來看羅丹的人們是有約在先的，人們在一瞬間變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後我首先看見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術館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著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頂。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著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顎，咬肌緊張地正陷入著沉思。這本是一個眾人熟知的形象，這個幾乎有點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沒能喚起我的新奇之感。而當我繞到他的背後時才真地激動起來，我驚訝於羅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傾注的良苦用心：原來在這面寬厚、雄健的脊背上，組織明確的肌肉群如洶湧的波濤正有節律地湧動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羅丹在創作之初何以能擺脫詩人但丁原型
